承天门明朝就已经完工，第一位在承天门举行登基大典的皇帝是谁？

时间回拨到成化十七年，公历是1481年开春的三月。

京城地界儿爆出一桩稀奇事。

工部一位侍郎前脚刚走，万岁爷后脚就派专员去吊唁。

不光这样，还把他爷爷、老爹都封了侍郎。

更绝的是，老爷子生前住的那条道，直接改叫“蒯侍郎胡同”。

在那个看重门第的大明朝，这事儿简直是个“bug”，太不按常理出牌了。

咱们这位官居从二品的蒯祥老爷子，既没考过功名，也没上阵杀敌。

说白了，他手里拿的是墨斗，干的是木工活。

搁在五百年前的皇宫里，手艺人顶多算个干活的家什，是个代号，唯独算不上“人”。

可偏偏蒯祥把这规矩给破了。

如今你去故宫溜达，能瞅见一幅快六百岁的“界画”。

画的是刚完工的永乐年间的宫殿，那叫一个精细。

有个好玩的事儿，这画还有个“双胞胎”在南京博物院。

两张画乍一看没区别，细看却有个地方差得远了去了。

故宫那张，画里站着个穿红袍的大官，旁边明晃晃写着“工部侍郎蒯祥”；南京那张呢，那个位置连个人影都没有。

专家顾颜刚研究过，没名那张是传家用的，有名这张是特意画给皇帝看的“功劳簿”。

敢在给天子看的画里给自己留个位子，还穿着大红官服，蒯祥哪来的底气？

就凭他亲手打造了大明朝的“门面”——承天门，也就是现在的天安门。

这背后，其实有两笔账要算。

一是手艺，二是权谋。

先说手艺这块。

蒯祥家里世世代代干这个，他爹蒯富那就是皇家的首席大工匠。

永乐十五年，朱棣拍板要迁都北京，开始大兴土木。

蒯祥也跟着大伙一路北上。

那时节，全国调来的巧匠多了去了，想出头，光活儿好没用，得能解决皇上的“心病”。

朱棣那会儿最愁啥？

愁的是新都城不够气派。

北京城刚建起来，咋让那帮大臣和老百姓打心底里认账，觉得这儿才是权力的中心？

这房子得修得能“镇得住场子”。

蒯祥接的第一单大活，就是给皇城修大门——承天门。

那一年，他搞了个大胆的方案：三层高的五洞牌楼。

顶上是黄琉璃，柱子刷得红彤彤，梁上画着蓝绿彩画，底下是五阙城台，外头再配五座汉白玉金水桥。

这哪是修门啊，这是给皇权定了个“取景框”。

活儿干到了永乐十八年，完工了。

反响咋样？

书上记载，大臣们看得直瞪眼，朱棣乐得合不拢嘴，当场送他个外号：“蒯鲁班”。

这门楼跟今天的天安门长得差不多，就是个头稍微小点。

它把皇家的那股子霸气，靠着黄瓦红柱，实打实地摆在了人眼前。

这就是蒯祥敢穿着红袍入画的本钱。

他堆的不是木头，是在帮皇帝确立统治看着合不合法。

可这也才搭好了台子。

台子有了，戏得唱起来。

承天门真正露脸的高光时刻，得往后推四年。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打了一辈子仗的朱棣，在回京的半道上驾崩了。

信儿传回北京，全城上下的那根弦立马绷紧了。

守家的太子朱高炽，体胖多病，性子也没他爹那么狠。

这皇位突然掉下来，他遇上个大麻烦。

老爹是在南京坐的殿，北京这紫禁城虽然盖好了，可从没正儿八经办过登基大典。

这事儿在哪办？

咋办？

照老规矩办，显得没气势；大办特办吧，亲爹尸骨未寒，又怕被人戳脊梁骨说不孝。

朱高炽跟他的几个心腹——蹇义、杨士奇、杨荣，火速攒了个急救路子。

头一招，先稳住阵脚。

严查京城治安，赶紧派亲信太监王贵通去南京盯着，省得老窝起火。

第二招，立规矩。

九月七号，朱高炽正式宣布接班，改年号叫洪熙。

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朱高炽成了头一个在承天门搞登基仪式的皇帝。

按理法算，他才是这紫禁城正经八百的头一位房主。

那天的典礼流程，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政治作秀”。

当天，整个皇宫运转得像块精密的钟表。

各宫门被御林军封得死死的，没干系的人一个别想进。

到了核心的奉天殿，摆了四张桌子：南边放玉玺，代表大权；东边放贺表，代表臣子服气；北边放诏书，代表皇上说了算；西边放笔墨，那是干活的家伙事。

这里头最绝的一手，是对“声音”的把控。

按规矩，大殿檐下得摆上最高档次的皇家乐队。

可那天，乐器摆是摆了，从头到尾愣是没响一声。

这就叫“设而不奏”。

咋非得这么干？

这就是朱高炽的高明之处。

当时还在国丧期，要是吹吹打打，那是大不孝；要是连乐队都不摆，那是对新君不敬。

摆了不吹，既保了皇家的排场，又全了儒家的孝道。

这平衡木走得，绝了。

下面就是看权力怎么流转了。

一切妥当，礼部的人请出朱高炽。

注意了，这会儿他穿的还是一身白孝服。

先在老爹灵前磕头，行大礼。

这是告别过去，也是确认权力的根儿在哪。

磕完头，进偏殿换装。

脱了白袍子，换上黄色的特制礼服。

再露面时，已经是大明当家作主的人了。

坐着轿子进奉天殿，往上一坐。

底下的文官武将、内阁学士，乌压压跪了一地，磕头认主。

这叫定名分。

这还不算完。

大典的高潮不在大殿，在承天门。

当了皇帝，得把信儿通报给全天下。

咋通报？

靠“颁诏”。

这过程设计得那是相当有仪式感：

大学士捧起诏书放好，内阁学士拿起玉玺，“啪”地盖下去。

这一刻，这张纸才算有了王法效力。

接着，礼部尚书跪着接过诏书，捧着它走出大殿。

头顶有黄盖伞遮着，一路穿过奉天门、午门、端门，最后杀到承天门。

门外头，皇家的大象仪仗队早候着了，金水桥边那叫一个严肃。

随着底下鞭子甩出脆响清场，诏书在城楼上被大声宣读，昭告四海。

“承天”这两个字，意思就是顺应天意，接手天命。

到了这会儿，木匠蒯祥设计的这座大城楼，才算真正活了——它成了皇权射向民间的扩音器。

也正因如此，后来的明朝皇帝，基本都照搬了这套路子。

往回看，从永乐到洪熙这档子事，其实全靠俩人撑场面。

一个是穿红袍的蒯祥。

他靠手艺，把皇家的威风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琉璃瓦。

他懂，皇帝要的不光是住处，是那股神圣劲儿。

一个是朱高炽。

他靠一套严密的礼仪，把权力交接演成了一场没毛病的大戏。

他心里门清，光抢到权不行，得让拿权的过程符合大伙的道德标准。

一个搭台子，一个唱大戏。

五百多年一晃而过，那个红袍木匠和孝服皇帝早成了古人。

可他俩联手弄出来的这座城楼，还戳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冷眼看着世间的人来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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