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吉林市高价老照片的背景建筑疑云

或许是借吉林市发展文旅事业的东风，近年来一些未曾露面过的影像资料也频频出现，老照片市场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

2026年1月，一张“老大难”照片被著名藏家高新宏先生购得——此前因标价较高，这张照片一直少有人问津。此照片幅面较大，尺寸为21*26.5厘米，近乎一张A4纸大小。照片正面为一群人的合影照，背景为一栋带地下室的欧式平房。照片背面用钢笔写有“土建总会--吉林市商工公会会（第二个“会”被略写成々的手写体，类似“：”）於テ”等字样。

照片中的背景建筑为青砖砌就，拱券、花柱、走廊呈现出欧式风格——吉林城清末民初流行的官厅建筑特色极其鲜明。这张照片居中拱门的一侧，立有伪“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吉林支部定时总会并满洲土建兴国队支队旗奉戴式”等字样的竖匾。走廊栏杆上有“吉林绸制品配给组合”、“吉林新衣业组合”、“吉林棉织物制造组合”等协会竖匾。结合原照片的背书和内部协会竖匾，初步判断拍摄地点为吉林商工公会。

吉林商工公会的前身是成立于晚清的吉林总商会。据民国版《永吉县志》记载，吉林总商会财神庙公议会（财神庙胡同，今北京路元隆小区附近），“向来由钱当店（钱号、当铺，即金融业）业担任值年董事与副总。及农工商部奏颁商会简章，咨由各省将军副都统饬吉林府传知公议会，令遵照简章，改组商务总会。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间设立筹备处，先举正、副总董暂办会务。三十三年三月，正式选举，依法改选为总协理暨会董。民国四年（1915年）农商部又颁布新商会法，另行改选会长、副会长各一人，坐办、秘书、文牍各一人，议董若干人。附设钱当店、药粮酒山行、磁铁、估衣、杂货各业研究所。由议董兼任所长。

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当局为掌控吉林城工商业的发展命脉，以期为侵华战争服务，于1937年12月1日公布《商工公会法》。在此基础上，吉林总商会与吉林日本商工会议（以保护日商权益为宗旨，由日本在吉工商业者组建）所于1938年4月1日合并，正式成立吉林商工公会。

新组建的吉林商工公会，名义上作为吉林市工商业者的总括性机构，承担指导联络、改善促进产业发展的职责，是兼具地方自治团体和工商业代办者的双重角色——是协助伪政权工商行政的辅助机关。正因如此，吉林商工公会的正副会长、理事、参事采用官选或准官选制度；会员强制加入，会费强制征收；商工公会可向从业者下达经营条件指令，对违规会员课以过怠金；配合日伪当局推动统制经济发展，指导培育同业组合，并向从业者传达时局与经济政策。以上种种已证明这个机构其实已沦为一个为虎作伥的反动组织。

关于吉林商工公会的影像资料，目前主要有两张照片，其一为1941年日文版《吉林事情》中的插图（图2），其二为1942年日文版《水都吉林市势概要》中的插图。前者为传统“洋门脸”平房，门洞上方匾额可见“吉林总商会”字样；后者（图3）为带有铁栅栏围墙的二层洋楼（1927年建，解放后被加盖了一层），围墙门垛上有竖匾，依稀可见“吉林商工公会”字样。参考地图资料，结合《吉林市市区文物志》记述，初步判定二者可能并列，洋楼在西侧，门房在东侧，解放后均为棉织厂厂区。

看到这里，恐怕要有朋友批评我有“标题党”之嫌，别着急，“疑云”说到就到。

就在高新宏先生购买的照片中，背景建筑居中拱门上方门额内，依稀可见“中国银行”的模糊字样。而根据地方史料记载，“中国银行”的旧址并不在财神庙胡同，而是位于粮米行街，即北京路与民意胡同交会口东北侧（今审计局大楼）。

据《吉林市金融志》记载，中国银行前身是晚清创立的户部银行，后因户部改为度支部，户部银行遂改称大清银行。清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大清银行吉林分号成立，隶属大清银行长春分行。辛亥革命后，在大清银行吉林分号的基础上，于1913年成立中国银行吉林分号，1919年，改为吉林支行。办公地址在省城粮米行街。其他地方史料对民国时期吉林城的中国银行情况多与此记载一致。

如今市审计局所在地的晚清历史脉络相对清晰，民国版《永吉县志-卷十》记载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以《公报》编辑谈燕熙为主任，设咨议局粮米行街，现旧址拨归中国银行。同年，吉林地方设置行省，以原将军公署户司改建为度支司。结合早期地图，可知咨议局所在地在拨归中国银行之前，曾为度支司衙门，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度支司被撤销，改立财政司（1914年改为财政厅）。

吉林度支司的临街门脸照片尚存，是清末典型的带有欧式风格的官厅建筑式样，就建筑风格而言与高新宏先生购得的照片中背景建筑风格一致，但这并不能代表二者就有关联。中国银行在粮米行街营业与吉林度支司确实都发生在1913年，但二者是否无缝衔接，目前尚难确认。尤其是从大清银行到中国银行的变更是否也发生在粮米行街，则更难断定。

疑云虽未得解，但这并不妨碍个人斗胆猜测：晚清时的大清银行吉林分号很可能就设立在财神庙胡同。由于新入驻的的大清银行“是最早设在吉林城的国家银行的分支机构”（《吉林市金融志》），其有资格将古旧的财神庙改建成“官厅式”的新派欧式房屋。

另外，根据历史记载，商工公会洋楼建于1927年，随后开设钱商营业市场，于是本人怀疑中国银行的搬迁时间有可能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既解释为何北京路上中国银行的二层楼房为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地方史志暗示是1913年建起，建筑风格与当时情况不符），也解释了商工总会院中建筑的门额上为何依稀可见“中国银行的字样（牌匾字迹去除后的留痕）。

在查证老照片背后信息时，最为失望的是在一份资料中发现的伪“满洲土木建筑业协会吉林支部”的成员名单。名单中竟全部为日本企业，那个时代的殖民掠夺属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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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鸣谢高新宏先生、韩瑞先生对本人撰写此文给予的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