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战役后，团以上军官集体失踪，彭总怒言，这是埋了颗定时炸弹

兰州战役刚打完，彭老总就在被俘名单里发现了蹊跷。看遍名录，可以说没几个团以上干部，这就不对了。马家军被包围打散后退到兰州城里，怎么进城之后也没找到高级将领？

彭老总立刻让人检查死伤人员，同样没有发现这批人。很明显，他们是提前逃走了。这意味着，未来依然埋着重要的隐患。

彭德怀

再往下调查，又发现了奇怪的现象：有些中下层官兵宁可跳水自杀也不投降。深入一了解，这些人从没跟我军打过交道，不了解我党的政策。在他们心里，早就被上级灌输了这样的思想：一旦被俘，全家都要被抄。这些官兵教派意识、宗族意识极强，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人自杀的情况。

我军马上宣传自己的俘虏政策，宣布优待俘虏。慢慢地，一些官兵开始投降了。但在西北野战军将领心中，那层隐忧并没有散去。

兰州和西北的战事结束后，我们在青海西宁办了一个培训班。只要不是马家军的核心人物，经过教育后基本都释放了。这些人里有个叫马耀武的副团长，培训期间跟指导员说想回家探亲。指导员就把他放回去了。这人的老家在甘肃临夏——今天到兰州也就一个多小时车程，而这里正是马步芳的老巢。

马步芳是西北三马的头领，号称“西北王”。但这个人绝对是个坏人，在中国历史上都少见人品差成这样的。一看彭老总带着解放军杀气腾腾地来找他报仇，他就明白自己欠下的红军血债恐怕要还了，哪里还有胆子抵抗？他让马鸿逵守兰州，自己带着两万两千两黄金跑到了台湾。

马步芳

当时老蒋也很生气，要治他弃守阵地之罪。结果马步芳直接用金条开道，买通一帮人替他说情。最后老蒋决定不让他回大陆了。他在台湾又是个是非窝子，干脆带着钱跑到了埃及。没过两天，又跑到中东地区。在那儿，老蒋封他一个“中东特使”，算是让他远离了是非中心。

但他走之前，为了向老蒋表忠心，曾交代过：在西部、在兰州战役之前，他已经告诉手下将领，表面上可以投降解放军，私下要准备反攻倒算。毕竟马家在当地深耕多年，能利用宗族和教派势力影响一大批人。他还向老蒋汇报，自己留下一个策略，叫作“战马变民马，枪炮埋土中”，准备在出其不意的时候向解放军发难。

马耀武一回到临夏老家，立刻和当地地方势力勾结起来，组织上千人发动叛乱。他们袭击了解放军的两辆军车。车上的战士虽然英勇还击，但寡不敌众，最终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西北军区，彭老总拍案大怒，马上组织第一军第一师前去剿匪。此时的解放军历经抗日战争和三大战役，都是精兵强将，很快就把这批土匪剿灭了。但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马步芳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种子”——他精锐部队100师的师长谭呈祥。谭呈祥在背后鼓动马崇义、马成贤等人在青海化隆县召开会议，继续策划叛乱。1950年1月28日，解放军经过两天清剿，毙伤匪徒142人，俘虏265人。匪首马忠义在一年后被剿匪部队在后沟村击毙。

西北地区三马势力盘根错节。1950年5月8日，马步芳手下82军的旅长马云山在甘肃平凉固原又组织反叛，历史上称为“五八叛乱”。这批人组建了“忠义军”，号称手下有四个团，不但有长枪还有轻机枪，势力不断壮大，扬言要占领县城。解放军立即出动，在7月份完成了平叛。

等到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为了节省军费，我军进行了主动裁军，从六百多万降到三百多万，计划裁军226万。其中西北野战军只保留一个军。当时作为军区政委的廖汉生心里就有些犹豫：当地还有不少隐患，这时候会不会又出什么幺蛾子？

廖汉生

果然，我军监测到老蒋利用台湾的电台与内地联系。西北部分地区流传起秘密消息，说马家军可能要打回来了。这件事直接惊动了毛主席。主席也表示担忧：东北方向正在打仗，台湾海峡局势也紧张，西北一定要稳住。

那么这是谣言吗？还真不算。老蒋配合美国人在朝鲜战场的布局，用美国飞机在西北地区投放了不少武器，还想把西北当成反攻大陆的重要基地。

1952年4月2日，匪首马国元、马国连等人组织一百多人围攻西吉县土改工作队，而且声势搞得很大。当地的解放军战士、土改积极分子和乡政府干部三十多人被杀害，导致当地三十七个乡的基层政权瘫痪，土改工作被迫中断。

消息传到北京，正在国内养病的彭德怀老总非常气愤。他身体不好，住在医院里出不去，就专门找来廖汉生——他知道这位老部下对马家军也极度愤恨。廖汉生首先表态：马家军剩下的土匪人数不多，我们一定能顺利平叛。

听完这番话，彭老总心里有了底，同时又叮嘱廖汉生：对这些人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你要代表西北野战军，把这场剿匪之战打得漂漂亮亮。交代完之后，廖汉生重返西北。

处理完当地叛乱后，他发现还有一些土匪没有彻底剿灭。但西北地区已进入冬天，土匪藏进山里，解放军进山搜剿并不容易。于是决定利用这段时间调兵遣将、养精蓄锐，等来年春天再继续剿匪。

解放军也提前探查了匪首马元祥等人的踪迹，用追击围困的办法，不断把土匪压缩到小范围区域内，最终击毙匪首马元祥等四百多人，俘虏一千多人，做到了彭老总说的“土匪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除恶务尽”。这一仗确实打得很漂亮，陕甘地区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但教派和宗族影响的复杂性，还是超出了我军指战员的想象。1956年，甘南地区又发生叛乱。这一次牵扯的因素更复杂：有西藏地区的势力，有马步芳留下的权贵阶层不满现状，还有一些身上有血债的人害怕解放军将来算账。几股力量合流，导致了局部叛乱。

兰州军区迅速出动部队再次平叛。抓获当地匪徒时，我们发现，因为我军的政策比较宽大，让这些人产生了侥幸心理，觉得“反正共产党不杀我”，于是叛乱反复发生。这种情况也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

叛乱平定后两年，1958年，甘南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叛乱。当时中苏关系开始交恶，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美蒋势力又一次蠢蠢欲动。他们利用马步芳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继续鼓动其旧部在甘南、扎尕那等地作乱。

今天的扎尕那是人间仙境，很多朋友去旅游。开车去过的人都知道当地路况有多差。所以当时解放军剿匪为什么难？这不单纯是军事问题——地形易守难攻，土匪一旦藏起来就很难找。

扎尕那

1958年3月18日发起的这场叛乱，因为有境外势力大量介入，参与人数达到两万多人，手里有步枪一万七千多支。整个兰州军区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了甘南地区，在临夏只保留了305团一个团的兵力，加上留守师部的部分人员，总共作战人员没多少。

结果临夏又出事了。当时临夏、永靖、和政等地的九十六个乡发生叛乱，仅东乡汪家集就有6129人参与。这场叛乱是怎么起来的？当时少数民族地区好多人不会说汉语，也不认识汉字，政府拿着文件要搞合作社。结果当地的阿訇，包括以前的地主们就不干了，不断煽动百姓，说政府要“灭门”，要把少数民族都杀掉，骗了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

叛乱分子里还有马步芳旧部以及跟境外势力勾结的阿訇。这些人利用教派影响力，提出“保教保产”的口号，蛊惑大家跟政府对着干，说将来能上天堂。这些话确实愚弄了不少没有知识的普通百姓。

据当地老人回忆，1958年6月的一个清晨，清真寺的梆子声和平时不一样，竟然敲了七下——这就是发动叛乱的信号。这些叛乱者手里真有武器，有些甚至是卡宾枪，就是老蒋空投到西部的装备。参与叛乱者最后接近两万人，这么多人向一个团发动进攻。

这些人里不少是在马家军打过仗的，手里又有武器，把整个305团压退到黄泥滩，形势非常危急。有些乡民手里没枪，拿着斧头、嘴里念着听不懂的口号，就直接迎着机枪往上冲。白天血战，晚上就集体诵经。那段时间真是惊心动魄。

当时子弹都快打光了，战士们干脆把大炮放平，直接当枪使。经过几天几夜的鏖战，援军终于到了。这些人毕竟没法跟解放军比，很快就被击溃。平叛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歼灭叛军10034人，其中击毙马家军残匪暴徒就有3200多人。

这一次叛乱之后，马家军深耕多年的残余势力终于被基本剿灭。对于普通被鼓动参加叛乱的老百姓，我们采取“四不”政策：不关、不杀、不判、不斗。而且解放军将士打扫完战场、救治好伤员，回头就去帮老百姓收麦子。困难时期还调来一批救济粮，每袋粮食上都写着“政府”两个字，让群众到清真寺前领取。

这下好多老百姓明白了：政府真是为了大家好。这也感动了一大批人。为了让当地能够长治久安，还特意请来四十多位部落首领和爱国宗教人士，当场“断刀盟誓”，一节刀埋在土里，一节刀挂在墙上，共同发誓：再动刀兵，如同自断。

当地的局势终于平静下来。老百姓逐渐远离了马步芳的影响，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中。西北地区迎来了真正的安宁，一直到今天。

在这里要给甘肃临夏做个广告：今天的临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炳灵寺石窟庄严的佛像，有刘家峡水库浩瀚的水面，有壮观的黄河洮河交汇处，还有太子山那样开阔的美景。城里的美食更不用说，各家手抓羊肉绝对是人间美味，特色的包子早餐和独特的民族风味也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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