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生中将孙女曾学锋：我的父亲全军科技英模曾达人

提到曾泽生这个名字，熟悉战史的朋友都知道，他是抗美援朝战场上赫赫有名的志愿军50军军长，他也是我的祖父。

1951年7月，朝鲜那边打得正凶。那时候的新中国，就像个刚学走路的孩子，周围全是狼。

那年父亲才15岁，刚从北京华北中学初中毕业。祖父在前线，比谁都清楚咱们缺什么——缺人，缺不怕死的人，更缺有文化的人。祖父二话没说，大笔一挥：正在北大读书的大伯，去空军！还未成年的父亲，去海军！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家风：国家有难，曾家的儿子不能躲在书桌后面。

临走前，祖父送给父亲一件特殊的礼物。那是一本描写苏联卫国战争英雄马特罗索夫的书，叫《普通一兵》。祖父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供达人作课本学习。”

这一行字，这一本书，成了父亲一辈子的“路书”。他没把这当成一句空话，真就把自己活成了那个“普通一兵”，发誓要把自己这辈子的血和汗，一滴一滴全挤出来，融进祖国的大海里。

父亲去了海军炮兵学校，脑子灵光，全校上千学员，就他一个拿了二等功。本以为毕业了能上大军舰，结果呢？分配到了一个刚组建的“水线连”。

那时候的海军穷啊，哪有什么正经装备？所谓的专业对口，其实就是干苦力。

1952年的渤海湾，冷得连石头都结冰。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那个画面：一百多个战士，跳进齐胸深的海水里，没有机械船，没有起重机，全靠肩膀扛，靠手拉。

父亲刚去的时候看懵了，问指导员：“这是干啥？”

指导员指着海里那黑乎乎的东西说：“这是帝国主义以前铺的电缆。咱们现在造不出来，海防急需，只能把人家扔掉的‘洋落儿’捞上来用。”

这话听着真扎心。这是什么？这是耻辱！

父亲没再吭声。他默默跳进海里，那个冷啊，瞬间就像万根针扎进骨头里。手套被海蛎子划得稀烂，虎口全是血，海水一泡，钻心地疼。那些旧电缆上全是烂泥和腐烂的海生物，腥臭味熏得人想吐。

可大家伙儿就这么喊着号子，一米、两米……硬是把这些外国人不要的废弃电缆，从海底给拽了上来。我们现在的海防通信基础，最早就是靠父亲那一辈人，用血肉之躯这么“拉”出来的。

也就是在那个冰冷的海水里，父亲心里憋了一股劲：咱们中国人的海，不能老铺外国人的线！

转折点发生在1953年。

当时部队要铺一条关键的通信线，眼看工程要完了，就差3公里海缆。就因为这3公里，整个工程停摆。买？买不到。西方列强对咱们搞“技术封锁”，海缆是战略物资，人家卡得死死的。

拿现在的话说，这就叫核心技术被人“断供”。

那年父亲才22岁，是个初级技师。他急了，跑去跟党支部说：“咱们自己造！”

周围人都觉得他疯了。连队里除了个绕电缆的大木盘子，啥都没有，拿嘴造？但父亲这人就有股倔劲。他找来几本《机械制图》，白天在海上干活，晚上躲被窝里打手电看书。

为了不影响战友睡觉，他用报纸把灯罩蒙起来。那灯泡烫啊，经常把报纸烤焦了，屋里总有一股焦糊味。就是在这种**“焦糊味”里，父亲熬了8个月，硬是凭着那点简陋的条件，设计出了我国第一架海缆加工机**，办起了全军第一个海缆加工厂。

图纸拿去工厂时，老师傅都泼冷水：“小伙子，这玩意儿能行？”

事实证明，行！当第一批国产海缆造出来的时候，虽然粗糙点，但咱们终于不用去海里捞别人的垃圾了。

这次成功，让父亲明白了一个理：在这个世界上，这就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时间一晃到了1972年秋天。

国际形势变了，毛主席批准在某战略海域铺设深海电缆。深海跟浅海那是两个概念，水深流急，必须得有专业的深海布缆船。

为了抢时间，国家决定进口。父亲作为专家去跟外国人谈。这一谈，把父亲的肺都快气炸了。

那些英、法、日的代表，傲慢得鼻孔朝天。他们知道咱们急需，就坐地起价。一艘船本来几百万美元，他们张嘴就要二千五百多万美元；交货期从10个月拖到30个月。

更欺负人的是什么？他们竟然要求我们提供铺设地点的坐标，由他们派人来铺。这可是军事机密！这等于让咱们把海防大门敞开给人家看！

谈判桌上，对方指着父亲的鼻子嘲笑：“你们中国只有砖头瓦块工程师，哪有深海布缆工程师？”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在父亲心上。那天晚上，他一宿没睡。

买，就是受辱，还可能泄密；不买，技术空白怎么填？

1974年3月6日，父亲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越级给中央和海军领导写信，立下了军令状：停止进口，我们自己干！

但那时，工厂停工，专家靠边站。父亲骑着个破自行车，一家一家去拜访那些被批斗的老工程师，把他们请出山。

他们在一个三面环海的偏僻码头搭了个芦苇棚子当实验室。那地方冬天冷得吓人，大伙儿叫它“小西伯利亚”。气温经常零下十几度，风一吹，那是真往肉里割。到了夏天，棚子里又闷得像蒸笼，四十多度的高温能把人烤化了。

为了攻关，父亲直接把铺盖卷搬进了工棚。

拿那年春节来说，家家户户都在团圆。我那时候才10岁，胳膊摔断了，正疼得哇哇哭。可父亲呢？他正顶着风雪，骑车往那个海堤上的工棚赶。我们要理解，他心里装的不是我不疼的胳膊，而是那台必须造出来的机器，是那口气必须争回来的尊严。

整整一年零四个月。

父亲带着这群“老弱病残”，搞了上百次试验。终于，我国第一台“履带式深海布缆机”诞生了！

这台机器有多牛？后来日本同行上咱们的船参观，看到这台设备时，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因为就连他们当时最先进的布缆船，还没装上这种履带式的高级货。

那些曾经嘲笑我们是“砖头工程师”的人，彻底闭嘴了。这就是中国军人的回应：你封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你看不起什么，我们就让你仰视什么。

父亲常把丁肇中教授的一句话挂在嘴边：“科学事业主要靠兴趣，不是为了得奖。”

但在我们看来，这不仅仅是兴趣，这是一种以此身许国的决绝。

这只是父亲故事的上半场。从浅海到深海，从电缆到光缆，后面的路，走得更难，也更精彩。在接下来的故事里，我会接着跟大伙儿讲讲，他是怎么带着团队，把中国海缆技术一步步推向世界顶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