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丐即盗兼且匪，诸军配唱《满江红》？

文学上，南宋词人渴望北复中原的爱国词章是最让人回肠荡气的。

它是一种将——

耻辱：“靖康耻，犹未雪”（岳飞《满江红》）、“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不甘：“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陆游《金错刀行》）、“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使命：“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岳飞《满江红》）、“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

失望：“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诉衷情》）。

等多种情绪在故国残山剩水上的撕裂与缝合。有热望，有焦灼，有苦难，更有崇高。

但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在军事上可行吗？

我们从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兵考》篇中略窥一二——

㈠北宋的兵制之烂

《卷一百五十三·兵考五》中有一段话最能概括北宋的兵制沿革，我们约略引用之：

“自元丰而后，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元祐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政和之后，久废蒐补……纪律遂亡。童贯握兵，势倾内外，凡遇阵败，耻於人言……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赖及操瓢行乞之人……为童、蔡者乌得不任其咎哉？”

它描绘的情形如下：

⑴神宗元丰（1078–1085）以后，民兵一天一天多，募兵就一天一天少，朝廷把省下来的粮饷都拿去贴补民兵训练了。

⑵哲宗元祐（1086–1093）以后，民兵也开始走下坡路。

⑶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蔡京掌权，兵制烂得更快。逃兵抓不回来，就拉流民、囚犯去充数，窟窿比天大。

⑷政和（1111–1117）以后，干脆就很久不招新兵了。老兵死的死、病的病，只吃粮不打仗；年轻力壮的又被官员拉去当私差。军队等级全乱，纪律就没了。

宦官童贯掌兵，里外通吃。打了败仗，嫌丢人，就只报“士兵逃散”，不报“被打败”。

河北将兵逃得十不余二三，官府又故意“住招”，把空出来的军饷当成“封桩钱”上交皇帝私库，讨好皇帝。

陕西各路也没剩几个兵。种师道靖康元年（1126）正月进京勤王时，也只能搜罗一万五千人。

是年，金人打过来了，朝廷临时抱佛脚征兵，征的多是些市井无赖、拿瓢要饭的人。

朝廷接连下诏书降低身高标准、加重逃兵处罚……但话说得再恳切也来不及了。

有童贯、蔡京之流，军队能不垮吗？

那么，彼时宋军的战斗力如何呢？

他又引用河北制置使刘韐（ɡé）的奏折说：

“夫两军相遇，势力不加，血战而败，士卒痛有伤折，或失主将，亦无可言者。榆次之战（发生于靖康元年六月），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出〈逃跑〉者十已八九，中伤〈作战负伤〉者十无一二……师中初闻右军接战已却，即自遣发军马传呼应援，时召诸将，已无在者……今一军才却，诸将便不顾主帅，相继而遁，意谓全军溃散……”

这不是一支有血性的军队！

该书还写了靖康元年十月，金兵围城时开封城里一次“病急乱投医”式的募兵闹剧：

“时京城四壁共十万人”，但空额严重。于是宰相何㮚（lǐ）让统制王健招“奇兵”，满大街插黄旗，只要来报名就给饭吃。结果“应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全无斗志”，还引发了内乱（“殴王健，杀使臣数十人，内前大扰”）。及出战，又“为铁骑所冲，望风奔溃，歼焉”。

当时老百姓想的真不是大敌当前的同仇敌忾，而是如何“冒名得官”：

“是时守御司寄姓名得官者甚多，如术人柳彦辅，姓谢姓丁人皆冒故旧。小人布衣补官，不问能否，与官告数十道，使之妄用。”

守御司把官位当成白菜送，老百姓也把官位当成白菜抢。空白委任状满天飞，只是他们不知道亡国在即。

㈡从祸国的将军、大杂烩的兵到炮制散沙的南宋兵制

《兵考六》曰：

“（1127年）高宗开元帅府於南京（今河南商丘），初募兵近万人。王旅寡弱，至招溃卒、收群盗以补之。”

说明他没有从北宋继承什么部队，而且兵源还是不行。

那就扩军吧，像李云龙“分散连排，化整为零，自给自足”那样，放手让几大“御前都统制”招兵买马，很快部队就有了20多万人（“当是时，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馀，而川、陕不与”）。

有了部队以后呢，兵制上的麻烦就来了——

1.中央找不到部队

“建炎（1127 ）之後，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而因时制变，随处立营，迁易靡定，驻扎未有常所。有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军或屯江阴，岳飞一军或戍宜兴、蒋山……而吴玠之兵，多屯凤州、大散关、和尚原，大略可考矣。”

即这些人（到绍兴七年〈1137〉，形成了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巨头）各拉山头、到处流窜，谁也不服谁的气。中央只能大致推断他们的位置。

如此还怎么节制？

这就是后来高宗和秦桧在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前，罢三宣抚司（张俊的淮东宣抚司、韩世忠的淮西宣抚司、岳飞的湖北宣抚司）“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的原因之一。

2.目无君父、黎民，曾经劣迹斑斑的“中兴名将”们

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1130年上奏说：

金人作乱五年以来，陛下还是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儿，根本原因是将帅里没有一个真正能用的人。

像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㝢（ yǔ）这些人，挂着大将的招牌，论官职一人兼着两镇节度使，班列比执政还高，威风盖过当年的韩琦和文彦博。

论家产，金银布帛成堆，穿绸吃肉，连赶车、抬轿的仆役都靠他们的“门荫”补了官。

结果一支队伍里，使臣比士兵还多。平日里飞扬跋扈，根本不理朝廷的法度，走哪儿抢哪儿，比金人还狠（“所至驱虏，甚於夷狄”）。而且陛下您还过问不得，因为还要指望他们与敌人拼命。

但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子的呢？

以下是1129年十月至1130正月，金兵第五次南侵中的战例——

⑴张俊在明州（今宁波）勉强抵抗了一下，敌人还没退几里，他就带兵先跑了，等于是把明州百姓都放在了金人的铡刀下，也害得陛下您仓皇逃往馆头（在今温州乐清市北白象镇西南）。

⑵去年秋，陛下就安排了周密的“三镇布防”：

以杜充守建康（今南京）、以韩世忠守京口（今镇江）、以刘光世守九江，还让王㝢所部归杜充指挥。

但韩世忠八九月间就把镇江的储备都搬上了海船，焚烧城郭（老百姓咋越冬啊），做好了逃跑的打算。

等到杜充在前面死战的时候，韩、王、刘三人都在袖手旁观。刘光世更是酒迷瞪，从早喝到晚，贼兵迫近到几十里了还不知道。

他们就是“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和“失豫章（南昌）而太母播越、六宫流离”的罪魁祸首！

更可恶的是，这些人没有羞耻心——

张俊从明州退到温州，一路三光（“道路一空”），百姓逃进山谷。

韩世忠在秀州（今嘉兴），纵兵四掠，连县官都被绑架勒索钱粮。陛下亲笔诏他三四次，他都不理睬。正月十五，还强抢民女，张灯结彩，丝毫不体会君父还在蒙难中。

王㝢从信州进福建，勒索无度，却公开发文说“别枉害生灵”……

3.军政腐败之其他

起居郎胡寅在建炎三年（1129）的上疏中言了“七不解”：

⑴不屯田而专吃财政，中央养了一个巨婴：“不屯田积粟，而开口时哺”。

⑵滥赏废罚，军令失威：“今之赏功，全阵转授〈人人都有，吃大锅饭〉，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

⑶官爵贱赐，名器贱用：“自长行〈小兵〉以上，皆以真官实缺赏之，人挟券历请厚俸，至於以官名队〈如某某校尉队〉”。

⑷利入私门，却不负担军费，中央和地方财政两头失血：“煮海〈盐〉榷酤〈酒〉之入，遇军之所至，则奄〈全部〉而有之；闤闠〈huán huì，市场〉什一之利〈税收〉，半为军人所取。至於衣粮，则曰仰於大农〈户部〉，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於县官〈朝廷〉”。

⑸兵成将家私产，将是有进无退，形成唐之藩镇雏形：如有“岳家军”、“韩家军”等（独无“赵家军”）；“总兵者以兵为家〈产〉，若不复肯舍者……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凡四十馀人矣……何独将帅而不可进退”。

⑹军籍不实，造假手段拙劣，国家却要养“纸上的兵”：“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

⑺不去冗食、不存精锐、不分等级，军队成藏污纳垢的大杂烩：“所谓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则战之所恃以必胜者，其馀充声势、备辎重而已……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避赋役免门户者往焉，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乡党故旧之人，百工手艺之人……辐辏雲萃”。

这就是南宋王业偏安、动辄败北的军政原因。

政府曾被军队绑架，徒增庞大的财政负担（“弱天下以奉兵”），而部队的病又很严重，造成了将骄卒惰、有量无质、战斗力低下。

实际上，叶适在1188至1190年给宋孝宗的“条对”中，就总结了宋的兵制之患（“兵患”），甚至解释了秦桧急於“安内”的原因：

1.国家掌控不了军队（“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而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

2.武人无德，骄恣、贪腐、内讧（“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志意盛满，仇疾互生”）。

3.有1137年右相张浚收取兵权失败和吕祉逼反郦琼的失败案例（“及张浚收光世兵柄，制取无策。吕祉以疏俊趣之，一旦杀帅，卷甲而遁〈指监军吕祉上疏朝廷催促张俊快速赴淮西弹压郦琼，反被郦琼所杀并投敌的淮西兵变〉”）。

所以，才会有秦桧的“虑不及远，急於求和，以屈辱为安”，因为他担心的是“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论四屯驻大兵》），即武将集团会成为一个不断膨胀、难以割除的大毒瘤。

那么秦桧和高宗是如何进行兵制改革的呢？

1.以“柘皋之捷行赏”为名，召张俊、韩世忠、岳飞三人入朝，罢三宣抚司，兵权收归枢密院。

改组“某家军”为“某州驻劄御前诸军”，领兵者变成了纯粹的战术执行者“都统制”。都统制只能管兵，无筹饷和人事权，且直接受枢密院的节制。

这就建立了“皇帝--枢密院--都统制”的指挥链条。

如果部队是棋子的话，皇帝就成了直接下棋的人（“御前军者，帅臣不可得而节制”）。

2.御前军成了禁军和厢军之外的独立部队，原先的禁军仍归“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管理，形成了“皇帝--枢密院--三衙--厢、军、营、都”的指挥链条。厢军仍归地方管理。但禁兵此时已变成了“但供厮役”的勤杂部队，军官变成了吃干饭的人。

以上事发建炎十一年，1141年。

这样做的好处是此后138年，南宋没有形成唐和五代的那种藩镇之乱，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力远强于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

弊端是什么呢？

叠床架屋增加军费不说，它还造成了指挥系统碎片化（兵将隔阂更深、建制分散，难以统一协调）和权相崛起（如产生了史弥远、贾似道等“超级丞相”）等负面效果。

更糟糕的是，他扼杀了名帅的产生。以至于钱穆先生说：岳飞之后，南宋就北复无望了，因为它没有了人才（“岳飞见杀，正士尽逐，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国史大纲·第六编 第三十三章 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

㈢南宋北复有历史机遇吗

有的。

吕思勉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然以中国之大，金朝人能有多大的兵力去占据？”

所以，他主张南宋以相持待金人的气焰渐折，尤其是金人“文明病”的发作——金人把它的猛安（千户）、谋克（百户）迁入了中原，夺民地以给之，但这些人大多唯酒是务，竟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所以，他们很快就“既不能耕，也不能战”了。

但遗憾的是，宋人的安乐病似乎发作得更快，孝宗以后他们几乎就不想北归了。

王羲之说过“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遗殷浩书》），秦桧说过“南人归南人，北人归北人”（《南宋书》），看来这是偏安遗民的通病。

既无资质一流的雄君贤臣，又无长期发奋自强的精神，何谈北复？

最后说一点，南宋的军人真的没有那么光荣、伟大：

“建炎、绍兴之间，骄兵溃卒，布满东南，聚为大盗……率为寇贼之渊薮。而所谓寇贼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御敌之兵也。张、韩、刘、岳之徒，以辅佐中兴……然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寇，抚定东南耳。”（《兵考五》）

那是一个“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叶适《兵总论》）的年代，承载不起文人的豪情。

那么，哪一句词最能代表当时军政两界的精神呢？

我觉得是：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