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库什王纪》等史书记载的亚历山大东征与匈奴单于事情

在《库什王纪》这部史诗里，中国的原住民诸王都是失国流亡的伊朗王族的支持者和庇护者，双方甚至有紧密的姻亲和盟友关系。然而由于无力抵抗佐哈克的强大势力，秦王和马秦王先后兵败被杀，其子民遂受大食人首领驱使，参与对伊朗人的围剿。伊朗王族终在世界东方尽头的海岛上，凭天险阻隔和巴希拉王的庇护，躲过灭顶之灾。故而《库什王纪》里的中国是伊朗人的避难地，呈现为对伊朗友善的遥远异国形象。

《七美图》里的中国：二重形象—史诗中的敌国与乌托邦般的美女之乡

内扎米的《七美图》，又称《巴赫拉姆王纪》(Bahrāmnāma)，创作于1196年。按学界既有观点，这部作品应归入文人创作叙事诗之列。但《七美图》的内容具有不同于其他伊朗史诗或文人叙事诗的复杂性，明显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是与《列王纪》中一段情节相类似的叙事—萨珊王朝君主巴赫拉姆·古尔传奇的一生，包括他凭勇力争得王位，战胜中国可汗而称雄天下，以及娶回印度等国公主等故事，这部分内容约占全诗一半的篇幅，是为叙事的主线；其间穿插着借巴赫拉姆所娶七国公主之口讲述的诗人所作七个独立寓言性故事，这部分内容也占全诗篇幅的一半。既然《列王纪》是由文人基于收集整理的散佚巴列维语历史文献和伊朗民间口传故事而再创作的伊朗民族史诗，那么《七美图》就应当被视为伊朗民族史诗与文人创作叙事诗的混合体，是史诗传统在伊朗叙事文学中影响的延伸。正因如此，《七美图》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二重中国形象。其一是源于伊朗古代历史传说叙事主线部分中与伊朗之间战事不断的敌对邻邦；其二是诗人出于说理的需要，基于想象描绘出来的作为故事发生地的中国。前者对《列王纪》里的中国形象有所继承，中国可汗、中国大军以及宏大的战争场面等元素共同构成史诗化的敌对异族形象；后者则展示出奇异而美丽的中国城市和中国人物形象，尤其在以“无知觉者之城”的天仙美女为主角的故事中，呈现出奇幻的异域风情。

《七美图》讲到中国可汗率领大军入侵伊朗时，以史诗式的宏大文学话语，令表现为敌对异族的中国形象跃然纸上：

诸汗之汗从中国出发，要令王的领地遭到侵袭。

三十万名强弓硬弩手，如马蹬上咆哮的恶龙。

注：指西突厥与萨珊波斯战争。西突厥说要踏平伊朗，两边打起来了。

同在《七美图》中，印度公主对巴赫拉姆所讲旨在说明人享有幸福时不应贪多心切之道理的寓言式故事里，中国却是一个有着极为美丽的城市和美貌的居民，又神秘得不真实的国度，显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中国形象：

她说：在中国地区有个城市，一座装饰得如同天园的城市。

那座城市名叫无知觉者之城，是穿黑衣的人们的悼念室。

所有人都有如月的脸庞，都像黑色绸缎上的月亮。

在那里，连前去猎奇的印度王结识的屠户都容貌俊美且有修养：

当我观察了每一位长者，我见到一位高尚的屠户。

他面容俊美，脾性温柔且和缓，不说任何人的坏话。

由于他的善良和良好见识，我找到与他结识之路。

那个城市所通往的天园般奇幻之地，以及那里仙子般美貌的少女们就更不消说了。总之，在这个内扎米创作的故事中，中国形象呈现出一种奇幻而美丽的异国情调。

此外，《七美图》还载有一个关于巴赫拉姆与婢女的小插曲。故事中说，巴赫拉姆极为宠爱一个美貌伶俐又擅抚琴的中国婢女，她不愿迫于王威殷勤谄媚，因有话直说面临杀身之祸，终又凭借机智讲明了道理而令巴赫拉姆回心转意。在这个寓言式的小故事中，该婢女来自哪个国度其实无关紧要，但她在诗中被称为“中国婢女”，可能由于貌美、聪慧、品行高洁且多才多艺的女性形象，比较符合诗人内扎米以及当时伊朗人集体对中国美女的想象。

(4)《亚历山大王纪》里的中国：物产丰饶、君主智慧、居民多才艺的国度

内扎米的《亚历山大王纪》创作于1200年前后，分为《光荣书》(Sharafnāma)和《幸福书》(Iqbālnāma)—又称《智慧书》(Khiradnāma)两部分。萨法将其划入历史史诗之列，但该作品与后世那些赞颂当世君王功业，以及相对准确地记载重要历史事件的多数历史史诗还是有所不同，或可将其视作历史史诗与文人创作叙事诗的混合体。

《光荣书》载有一段类似《列王纪》所记亚历山大东征中国的叙事，但二者情节有差异。据《光荣书》，亚历山大率大军从印度(Hindūstān)经吐蕃向中国进军。吐蕃之地水草丰美，遍地是麝，亚历山大带领军队在该地扎营，猎麝一个月之久，此情节与古时伊朗人偏爱使用麝香并持续自和田和吐蕃输入大量麝香的史实相呼应。

另外，在《七美图》“对语言、智慧与箴言的赞颂”的章节里，内扎米写下这样的诗句：中国富商装载麝香，用阿魏脂将麝香围绕。

意思是说，中国商人在贩运麝香时，用阿魏脂浓烈刺鼻的气味来掩盖珍贵麝香的香气，以防盗贼。这联诗句至少传递了两个信息，一是在诗人看来，中国人有智慧，善于经商；二是佐证了古时有伊朗从中国输入麝香的大宗贸易。

《光荣书》继续讲到，中国可汗扮作自己的使者去见亚历山大，因他福运深厚且聪慧善言，亚历山大把原本索要的七年贡赋减为一年之量。

随后，中国可汗在向亚历山大展示其强大的军队之后，仍表示要安于天命而臣服于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便将索要的一年贡赋也免去了。值得注意的是，诗中讲到中国可汗听闻亚历山大率领大军前来，有如下记述：

可汗感到害怕并就忧惧之事与人商议，因那样一位敌人确有可怕之处。

他给每个边疆统治者写了血书—尘土与鲜血在我们的边境混合，

发送给从乞台王到和田汗［的众人］。他安排人们集结，

有塞兰和费尔干纳的军队，还有其他贤明的边境镇守者们。

他从黠戛斯、赭时和喀什噶尔，召唤来众多金腰带勇士。

当军队集结在一起，众汗之汗的心情有所放松。

这段诗句说明与亚历山大打交道的这位中国可汗治下属国众多，包括北中国到中亚的多个国度，是名副其实的众汗之汗。此外，在中国可汗扮作使者去见亚历山大时，诗中这样写道：

中国的统帅、和田的君王，把自己装扮成一名使者。

在这联诗中，中国的统帅(sipahdār-i Chīn)与和田的君王(shahriyār-i Khutan)互为同位语，都指中国可汗。

在两位君王成为朋友之后，双方欢聚饮宴。该情节中穿插有中国和鲁姆两国画师斗技，以及摩尼在中国传教并展示画技的故事。

中国和鲁姆两国画师斗技的故事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在多部波斯语叙事诗中。在内扎米笔下，鲁姆画师老实地绘画，中国画师则把画室墙壁打磨成镜，映照出对面鲁姆画师的画作。此处的结论是鲁姆人画技高超，中国人研磨手艺精湛。

《光荣书》中的摩尼故事也不同于《列王纪》里的相关叙事。据内扎米，摩尼从雷伊来到中国传教，中国人在他的必经之路用纯净水晶假造了一个逼真的水塘。口渴难耐的摩尼用陶罐取水，却在水晶上打破了陶罐。摩尼明白之后，在假水塘上画了以假乱真的生满蛆虫的死狗，使口渴者不至于在此受骗而匆匆取水。中国人叹服于他的画技而成了他的追随者。

《幸福书》里的中国相关情节主要围绕亚历山大在归途中再次与中国可汗相会展开。在中国可汗的陪伴下，他先在海港目睹了水中仙女吟唱的奇景，之后乘船出海探险。这是亚历山大与中国可汗的再次见面，他们已经成了朋友，而且前者的文化深刻影响了后者：

两位国主坐在一起，或多或少谈及每个国度。

当过了一段长久的日子，他们更新了所有的盟约。

可汗接受了他的信仰，习得他的经典和仪轨。

需要注意的是，亚历山大在波斯语叙事诗中以伊朗王和世界之主的身份出场，因此这段文字的寓意可以理解为中央文明伊朗对边缘文明中国的教化。同时，这段情节里的中国仍展现为一个奇幻国度，关于亚历山大目睹海中仙女吟唱的场景，诗人这样写道：

在那海港远远地扎下营帐，珍宝从海中带来光芒。

在其中看到水波里的美人们，举起太阳般的旗帜。

发辫披散在自己的身躯上，犹如麝香撒在纯银上。

每个吟唱者歌唱的都不一样，是比百般祝福还要美妙的吟唱。

当那甜美的音调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内心炙热，血液沸腾。

为那音调与歌声略作哭泣，又笑起来—那哭泣是怎么回事？

那起伏的音调令人惊奇，因为它会一起带来欢笑与哭泣。

在夜幕下的海滨，美丽的仙女和曼妙的歌声传递出奇幻唯美的异国情调。《戈尔沙斯帕传》《亚历山大王纪》等波斯语史诗有讲述奥德赛式冒险旅程故事的传统，类似上述奇闻轶事多见于其中。

《幸福书》还载有一个希腊哲学家阿基米德(Arshimīdis)在学生时代迷恋中国艳婢的故事。但该故事以说理劝谕为目的，其中的中国美女仅仅是令人丧志的美色象征，形象显得较为单薄。

虽然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据，但有关亚历山大到过中国的传说从中东到中亚都广为流传，也引起一些著名东方学学者的关注。劳费尔(Berthold Laufer)在《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书中专题归纳亚历山大故事中的中国人时，谈及菲尔多西和内扎米著作中所及亚历山大在中国的故事。

众所周知中国可汗指的是匈奴单于，匈奴和亚历山大见过面也不是没可能，毕竟匈奴是游牧民族。

这也说明确实有亚历山大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