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牙筷到金唾壶：古代权贵的奢侈消费有多疯狂？

1799年，嘉庆皇帝看着从和珅府邸抄没的清单，手指在一行字上停留良久：“翡翠白菜一株，估价白银三百万两”。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当时一亩良田售价不过二十两，这把“白菜”能换十五万亩良田，足够十万平民一年口粮。

和珅的奢侈远不止于此。清单上还记载着“金唾壶四百个”、“银唾壶六百个”、“玉马高一尺二寸”……这些数字勾勒出一幅古代奢侈品消费的疯狂图景。

和珅（影视剧剧照）

从商纣王的象牙筷子到石崇王恺的斗富大赛，从唐代的金银器到明代的螺钿漆器，古代中国奢侈品消费从未停止。

自周代起，中国便建立了严格的“礼制”系统，规定不同等级可使用何种材质、纹样和数量的物品。《周礼·考工记》明确记载：“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这种制度将奢侈品消费合法化、等级化。

唐代金银器成为权力象征。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中，一件“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工艺精湛，壶身舞马栩栩如生。这类器物仅供皇室和极少数高官使用，是地位的直接体现。

宋代瓷器同样承载身份信息。官窑瓷器仅供皇室使用，次品都要当场砸碎，防止流入民间。汝窑瓷器因专供宫廷，存世不足百件，至今拍卖价以亿元计。宋徽宗甚至亲自设计瓷器样式，将个人审美与皇权结合。

到了明清时期，这种身份标识更加细化。明代规定，只有一品官员才能使用玉带；清代则通过顶戴花翎、朝珠材质区分官员等级。乾隆皇帝的一件缂丝龙袍，需数名工匠连续工作三年才能完成，成本高达数万两白银。

这种将奢侈品与身份绑定的制度，创造了一种刚性需求：要证明自己的地位，就必须消费相应等级的奢侈品。否则，不仅会失去社会认同，甚至可能因“僭越”而获罪。

古代奢侈品的价格之所以惊人，与其稀缺性和极致工艺密不可分。

最极端的例子是乾隆时期的“转心瓶”，瓶身可旋转，内外图案相互映衬，融合瓷器、绘画、机械三种技艺。这类器物已超越实用，成为技术与艺术的结晶，价格自然不菲。

古代皇帝将奢侈品赏赐给功臣、外藩或宠臣，既是奖励，也是政治笼络。唐代节度使常获赐金银器，宋代官员获赐官窑瓷器，明代将领获赐宝剑名马。通过赏赐，奢侈品从宫廷流向精英阶层。

抄家是另一种流动方式。和珅被抄家后，大量奢侈品进入内务府，部分重新赏赐给其他官员，部分变卖充公。这种强制性的财富再分配，使奢侈品在不同权贵间流转。

然后就是海外流动。中国奢侈品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流向世界，同时外国奢侈品也流入中国。明代宫廷使用的“祖母绿”多来自波斯，清代皇室钟爱的“钟表”则来自欧洲。这种跨国流动，使奢侈品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载体。

从古至今，人类对奢侈品的追逐从未停止。

参考资料： 1. 刘翠溶.《中国历史上的奢侈品消费》.《经济论文丛刊》 2. 袁仄.《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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