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议员联名要求驱逐中国外交官，中方将计就计，就等马科斯做决定

去年12月的一次例行巡航中，中国海军174舰在南海相关海域接到一艘菲律宾渔船的求救信号，当时船上淡水和食品已经告急，距离最近的菲律宾港口超过百公里，天气预报显示未来24小时仍有大风浪。

指挥员随即调派救援艇靠近渔船，向船上人员提供饮用水、食品等物资，并用英语和他加禄语确认渔民人数、健康状况和船体受损程度，随后通过无线电与菲律宾海警4408号船联系，通报了坐标和渔民信息，双方在海上按程序完成移交。

一个多月后，今年1月在黄岩岛附近，另一场更危险的事故发生：一艘载有21名菲律宾籍船员的货轮因海况恶劣倾覆，多人落水，海面风浪高度一度超过2米，现场水温明显偏低，留给救援的“黄金时间”通常不超过数小时。

中国海警在接到通报后，派出东沙舰和三门舰赶赴事发海域，南部战区同步出动海空力量，利用雷达和红外等手段建立“海空联动”搜救网，最终先后发现并救起17名船员，完成基础救治并与前来接人的菲律宾海警船在事发海域完成交接。

这两次发生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1月之间的跨国救援，都有明确的时间、舰艇编号、获救人数记录，也在不止一个官方渠道得到证实。

从操作流程上看，双方海上执法和军方力量在信息通报、人员交接等环节仍保持了必要协作，这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情绪化描述有一定距离。

就在这些事件之后，马尼拉政坛出现了另一个数字：15名参议员在参议院联名签署了一项决议草案，主张宣布中国驻菲使馆部分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并点名指向大使馆层级的官员。

根据公开报道，这项提案出现在南海局势争议仍在升温、菲律宾与多方举行联合军演、对华政策在国内被频繁讨论的背景下，其象征意义远大于短期经济数据带来的压力。

在国际法和主流外交实践中，“不受欢迎的人”（persona non grata）通常意味着当事国希望相关外交官在一段有限时间内离境，常见的期限区间是48小时至7天，虽然条文上并不等同于“驱逐出境”，但结果上往往类似。

各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相关案例中，大多把这一程序视为双边关系恶化的信号，几乎从未被当成可以轻易收回的“日常操作”。

此次菲律宾参议院推动的这份决议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总统府和外交部仍掌握最终处理权。

但15名参议员联名的数字，在总共24席的菲律宾参议院中占到过半，从政治表态角度看，足以对总统马科斯形成舆论和议会双重压力。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的回应同样用了清晰的数字和程序性表述。

发言人指出，根据菲律宾现行法律体系，只有总统有权要求一位驻菲大使离任，如果总统做出正式通知，中方会按外交惯例在规定时间内安排离境，并强调这是对国家立场负责的一种履职方式，而不是个人层面的“退缩”。

发言人还提出，如果菲方最终决定宣布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也可以考虑对使馆其他外交官一并采取同样做法，让整个驻菲团队统一进退，这种“全部人员一体化处理”的建议在双边关系中并不常见。

这番话在菲律宾媒体报道中被反复引用，有的标题直接标注“所有中国外交官”几个字，使话题在社交平台的阅读量在短时间内破万。

一旦出现大规模外交官同时被要求在7天左右期限内离境，两国在马尼拉和北京的使馆运转都会受到直接影响，签证、经贸和涉侨业务办理的时间成本都会用可测量的小时数被拉长。

经验表明，类似情况如果持续数月，双边年度游客人数、贸易额增速、直航航班密度等指标，很可能会在下一轮统计中出现可见变化。

从马科斯政府的角度，多方压力的数字同样清晰可见。

一方面，国内“对华强硬”立场在国会和舆论场上拥有不少支持者，参议院至少15名议员已经明确签字；另一方面，中国连续两次海上救援涉及菲方人员，救起17名船员的事实，又让“完全切断沟通”的选项显得成本极高。

南海海域的渔业产量、过境航运量以及能源勘探潜力，都以“数千万吨”“上万亿美元”级别出现在不同研究报告中。

对菲律宾这样一个人口超过1.1亿、海岸线绵长、经济高度依赖海上通道的国家而言，任何可能影响海上秩序的外交动作，都需要权衡短期政治收益与长期安全、经济指标之间的平衡。

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里一直是菲律宾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在部分年份甚至位居最大贸易伙伴之列，双边贸易额多次被写入菲律宾经济部门发布的年度统计公报。

如果双边关系显著降温，除了官方渠道，民间投资、劳务合作、留学人群等横向联系，也可能在一两年内体现在具体数字上。

因此，把这次所谓“驱逐外交官”的讨论仅仅视为一句情绪化口号，显然无法解释双方在公开表态中都使用了程序、时间节点、人员范围等具体参数。

从15名参议员的署名，到48小时至7天的离境时间，再到174舰、4408号、21名船员和17人获救的事件细节，两国在同一片海域上的互动，正在通过一组组具体数字被重新理解和诠释。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救援行动与政治争议发生在同一个时段，却在现场形成了另一种画面：遇险渔船发出求救信号后，海上单位通常不会先核对当事人国籍立场，而是按搜救条约和惯例先抢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国籍只是登记表上的一列数据。

事后，各方对这些行动的解读却又回到外交语言和安全议题中，每位参与者都在用自己的坐标系重新排列优先级。

有分析认为，马科斯如今面对的是三道同时存在的统计表：一张是国内支持率和参议员人数，一张是外部安全合作次数和联合军演频率，另一张则是与主要经济伙伴间的贸易额、投资流向和就业数据。

如何在这三张表之间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折中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任期内对外政策的总体走向，也会直接影响普通民众在未来几年里能否从稳定的海上环境和可预期的经济增长中获益。

无论最终是否真正启动“不受欢迎的人”程序，单是提出这一选项本身，就已经在地区外交实践中留下了一个可以被记载的案例。

对其他同样在南海拥有权益主张或航行利益的国家来说，这一案例在未来或许会成为研究“中小国家如何在大国之间调整空间”的现实样本，而不仅是一则短期舆论热点。

从更长周期看，南海沿岸国家每年要面对的自然灾害、渔业资源管理、非法捕捞、海上走私等问题，都需要跨境合作，用通报机制和联合巡逻等具体制度来解决，单靠一次性激烈表态并不足以降低风险。

在这些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领域，174舰的救援记录、21名船员的生还数字，往往比任何一句政治口号更能影响当地家庭对邻国的直观感受。

最终决定权仍在马拉坎南宫的办公桌上，也在即将举行的各种内政议程和预算讨论之中。

在接下来的数周乃至数月里，这些涉及15名议员、若干名外交官、几十名海上遇险船员以及上亿普通民众利益的数字，可能会继续在政策文件、媒体版面和公众讨论中来回出现，人们如何解读它们，或许才是更值得长期观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