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特务徐远举的女儿访问大陆：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

一九九一年那个春天，广州的天气潮湿得让人心里发慌。

白云机场的人流里，有个中年女人裹着大衣，那神情，像是在逃难，又像是去赴约。

她叫徐继红，特意从台北飞过来的。

这趟回来，她既不是为了那种俗套的“寻根”，也不是为了给谁翻案，她手里死死攥着的纸条上，只写着两个名字：文强、姚伦。

如果时间倒回去四十年，提起她那个当爹的，西南地区的地下党估计都能吓出一身冷汗。

徐远举，这名字在当时的重庆那就是“阎王爷”的代名词。

作为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最后一把手，这人身上背的血债，数都数不清。

可谁能想到，这么个杀人如麻的狠角色，身后留给女儿的唯一“遗产”，竟然需要他斗了一辈子的共产党来开证明才能拿到手。

这事儿听着特玄乎，但在那个刚开放探亲的年代，又是实打实的真事。

那时候台湾那边出了个规定，在大陆关押期间病死的少将级以上军官，只要有大陆这边的死亡证明，家属就能领一大笔抚恤金。

你看这历史多会开玩笑，活着的时候是用来对抗的“鬼”，死透了反倒成了家里人的“财神爷”。

说起徐远举这人，在军统那个圈子里其实挺另类的。

他不是浙江人，跟戴笠攀不上老乡关系，一九一四年出生在湖北大冶。

他能混进那个核心圈子，全靠两个字：狠、钻。

一九三二年，十八岁的徐远举考进黄埔七期的时候，个子不高，平时阴沉沉的不爱说话。

但他这人有个本事，就是嗅觉特别灵，哪有肉味往哪钻。

当年在上海，他第一次见沈醉，那时候沈醉已经是红人了。

徐远举就跟条看见血的鲨鱼似的，拼了命想往上海特区挤。

结果戴笠眼毒，看了一眼就跟沈醉说：“这人不能重用。”

沈醉的老娘更绝，偷偷跟儿子说：“这人眼圆嘴尖，一脸凶相，以后肯定是个狠角儿，你离他远点。”

老太太这相面术真是神了，可惜沈醉没听进去，后来肠子都悔青了。

徐远举真正起飞，是在被“流放”到西藏和西南之后。

这人属于那种典型的“打工人”心态，越是环境恶劣，他越要表现给老板看。

一九四八年，他在重庆当二处处长，那真是杀红了眼。

为了搞垮地下党的《挺进报》，他搞地毯式搜查，抓了盛超群。

为了逼供，这货竟然把人家亲弟弟抓来当面动刑。

结果盛家兄弟那是真硬气，愣是一个字没吐。

徐远举气得暴跳如雷，最后直接下令把人给崩了。

但他这辈子最大的污点，还是杀害杨虎城将军。

一九四九年九月，蒋介石眼看守不住了，动了杀心。

毛人凤把这脏活甩给了徐远举。

在歌乐山松林坡，徐远举指挥手下，不但杀了杨虎城，连带着把将军的小儿子、小女儿，还有秘书夫妇一共六口人全给害了。

甚至为了怕人认出来，还在尸体脸上泼镪水。

这手段，简直不是人类能干出来的。

到了后来的“11·27”大屠杀，渣滓洞、白公馆火光冲天，几百个革命志士倒在血泊里，这都是他的“杰作”。

当时他甚至想把重庆的兵工厂和水电站全炸了，要不是解放军来得快，重庆这座城怕是都要被他毁了一半。

就是这么个被戴笠评价为“只会蛮干”的家伙，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昆明被抓后，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开始那是相当不服气。

他觉得自己是被上头抛弃的“背锅侠”，谁说他一句，他能跟谁急眼。

最后还是文强实在看不下去了，指着他鼻子骂：“你杀了那么多人，现在还能活着吃饭，你还有脸闹？”

也许是被骂醒了，徐远举后来彻底变了个人。

他成了功德林里的“学霸”。

这可不是装样子的那种，他是真掏钱买了一部《资本论》，天天戴着老花镜啃，笔记做得密密麻麻。

连沈醉都服气，说老徐这是真钻进去了。

干活的时候他也拼，明明有高血压，非要抢着扛重物，那架势，感觉像是要用汗水把身上的血腥味洗掉似的。

为啥这么拼？

说白了就是想活，想出去。

眼看着杜聿明走了，王耀武走了，连沈醉都特赦了，他还在里头蹲着。

每次开大会，他都是那个负责发言送行的人，送走老同事，自己再转身回牢房。

这种心理落差，搁谁身上都得崩。

这种滋味，就像是在终点线前看着别人一个个冲线，自己却被死死钉在原地。

有人说是因为他民愤太大，政府不敢轻易放；也有人说，是他那张破嘴，改造的时候得罪了不少人。

一九七三年的冬天，北京冷得邪乎。

对于徐远举来说，这个冬天是他人生的终点站。

一月十九号那天，在缝纫组干活的徐远举，因为做的衣服没过关，被要求返工。

这本来是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但他那天不知怎么的，那股子牛脾气突然上来了，非觉得是验收的人故意整他，当场就吵翻了天。

同组的黄康永、文强怎么劝都不好使，他那脖子梗得跟铁棍似的。

气大伤身，这话真不是迷信。

那天晚上，还在气头上的徐远举干了一件让他直接送命的事——洗冷水澡。

那年头澡堂条件简陋，大冬天的只有冷水。

一个快六十岁、有着严重高血压的老头子，在那儿一桶接一桶地往身上浇冷水。

这哪是洗澡啊，这纯粹是在跟自己的命过不去。

刚从澡堂出来，他就直挺挺地栽床上了，浑身抽搐，典型的脑溢血。

接下来的事，就更让人唏嘘了。

同监舍的人马上报告了，医生也来了，说是情况危急得送大医院。

但这事儿吧，坏就坏在当时的那个特殊环境上。

战犯送医，手续繁琐得要命，层层审批。

加上又是大半夜，值班的人怕担责任，有的说路不好走，有的说再观察观察。

这一拖，就是三十多个小时。

从十九号晚上发病，一直到二十一号上午，徐远举才被送进了北京复兴医院。

等到医生看到人的时候，瞳孔都散了，神仙来了也难救。

五十九岁的徐远举，就在昏迷中走完了他这辈子。

后来这事报到了周总理那儿。

总理那是多精明的人，一眼就看出了问题：“十九号发病，怎么二十一号才送医院？”

这一问，直接问责了公安部。

虽然后来定性是“工作失误”，没有什么阴谋论，但徐远举这命，确实是断送在了机械的流程和他那一时的暴怒上。

徐远举死后，骨灰在仓库里冷冷清清放了好几年，直到一九八一年才被老婆领回湖北老家埋了。

而关于他到底怎么死的，一直没个准信，直到一九九一年徐继红找到姚伦。

在北京那间老公寓里，姚伦看着眼前这个一脸疲惫的中年女人，也没藏着掖着。

他翻出老档案，在一张便笺上写得清清楚楚：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一日，脑溢血，北京复兴医院。

写完，盖了个公章，递了过去。

徐继红接过那张轻飘飘的纸，手有点抖。

她没问为什么送晚了，也没抱怨当年的管理，只是低声说了句“谢谢”。

对她来说，这张纸不仅是父亲人生的句号，更是母亲晚年的饭票。

那个曾经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的特务头子，最后竟然是以这种荒诞的方式，履行了他作为父亲的最后一点责任。

徐继红拿到了证明，很快就离开了北京。

那张纸后来换回了多少抚恤金，没人再提起，这段往事也就这么轻描淡写地翻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