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坟场”—阿富汗刻入骨血的独特生存密码

近日，阿富汗塔利班教育部正式发布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无限期禁止女性接受正规教育，引发了广泛关注。

时光已经进入21世纪，AI差不多快要取代活人了，马斯克已经要把人送上火星了，塔利班却公然要退回到中世纪。这是怎样一种生存选择？

更令人好奇的是，历史上英国没有成功改造阿富汗，苏联也没有成功改造阿富汗，美国还没有成功改造阿富汗。阿富汗无视了所有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什么造就了这个国家坚不可摧的“反改造”内核，让任何外来的制度模板都难以落地生根？

一、破碎的地理格局：天生的“去中心化”土壤

阿富汗的地理环境，是抗拒统一体制改造的第一道天然屏障。这片国土80%以上都是山地和高原，兴都库什山脉纵贯全境，将土地切割成无数彼此隔绝的山谷、盆地与荒漠，不仅交通闭塞，更直接瓦解了“中央集权”的物理基础。

对于外来大国而言，想要建立统一的行政体系，首先就要面对地理带来的治理难题：平坦的平原地区寥寥无几，无法形成辐射全国的经济与政治中心，偏远山区的村落与部落，甚至数百年都未曾与外界有过深度联结。这种地理上的碎片化，让任何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都无从下手——大国可以占领首都喀布尔，却无法真正掌控散落在群山之中的万千村落，所谓的“全国性体制”，最终只能沦为覆盖在表层的空壳。

更关键的是，山地环境孕育了阿富汗人自给自足的生存模式。农耕、游牧并存的生产方式，让当地族群无需依赖统一的国家体系就能生存，对外来政权的经济与行政依附性极低。大国带来的现代化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在群山之中既难以落地，也难以获得当地人的认同，反而会被视为对其生存空间的侵扰。

二、族群的多元割裂：无核心的“碎片化共同体”

阿富汗并非一个有着统一民族认同的国家，而是一个由数十个族群拼凑而成的“碎片化共同体”，族群认同永远高于国家认同，这是外来改造者无法逾越的第二道鸿沟。

普什图人是阿富汗最大的族群，约占总人口的40%，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兹别克人等族群各据一方，拥有自己的语言、习俗与传统势力范围，彼此之间还存在着数百年的历史恩怨与利益冲突。这些族群没有形成统一的“阿富汗民族”概念，对“国家”的归属感极其淡薄，他们忠诚的对象，是自己的部落、部族首领，而非外来政权扶持的中央政府。

外来大国的改造，往往试图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推行统一的法律、语言与行政规则，这必然会触及部分族群的利益，打破原有的族群势力平衡。比如苏联扶持的政权试图打压普什图人的传统势力，美国扶持的卡尔扎伊政府则难以调和塔吉克人与普什图人的矛盾，最终都会引发族群间的联合反抗。

对于阿富汗的族群而言，外来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君主立宪、社会主义，还是西式民主，都不如部落长老的决策、族群的传统规矩有说服力。大国想要通过“制度整合”实现全国统一，本质上是在挑战数百年形成的族群秩序，最终只能陷入族群纷争的泥潭，所谓的“体制改造”也随之崩塌。

三、宗教与传统的深度绑定：意识形态的“免疫屏障”

伊斯兰教在阿富汗并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社会规则、价值观念的核心纽带，与部落传统深度绑定，形成了一套坚不可摧的文化体系，让外来意识形态难以渗透，这是阿富汗抗拒改造的核心灵魂。

阿富汗99%以上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其中逊尼派占多数，宗教教义不仅是精神信仰，更是行为准则与社会规范：部落的纠纷由宗教长老依据教法裁决，家庭的婚丧嫁娶遵循宗教传统，甚至社会的等级秩序都与宗教理念深度融合。这种“宗教+部落”的文化模式，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价值闭环，对外来的意识形态天然具有排斥性。

英国带来的殖民式君主制，试图弱化宗教与部落的权力，强化世俗王权，触犯了宗教阶层的核心利益；苏联推行的无神论社会主义，直接否定宗教信仰与传统习俗，引发了全民性的“圣战”反抗；美国带来的西式民主，倡导的世俗化、性别平等、个人主义等理念，与阿富汗的宗教传统和部落文化格格不入——比如西式民主中的选举制度，在阿富汗最终沦为族群势力的博弈工具，而性别平等的政策则遭到宗教保守势力的强烈抵制。

外来大国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在试图推翻阿富汗人赖以生存的文化根基，这种改造注定会被视为“异端入侵”，而非“进步革新”。阿富汗人反抗外来政权的背后，不仅是民族独立的诉求，更是对自身宗教与传统的捍卫。

四、全民尚武的抗争基因：根植于血脉的“反外来者”本能

长期的生存环境，让阿富汗形成了全民尚武的文化基因，这种抗争性并非天生好战，而是源于对家园与生存权的捍卫，成为抗拒外来占领与改造的直接力量。

在群山之中，阿富汗人从小就学会使用武器，游牧与山地生活让他们熟悉地形，具备天然的游击作战能力。无论是面对英国的殖民扩张，苏联的武装入侵，还是美国的反恐战争，阿富汗人都能迅速化整为零，依托山地开展游击战，让装备精良的大国军队陷入“找不到敌人、打不着对手、守不住阵地”的困境。

更重要的是，阿富汗人有着强烈的“反外来者”传统，在他们的认知中，任何外来政权的入驻，本质上都是对家园的占领，而非“解放”或“改造”。这种朴素的民族意识，让不同族群、不同部落能够放下内部恩怨，结成统一战线对抗外来势力。大国的军事优势可以赢得一时的战场胜利，却无法征服阿富汗人的抗争意志，最终只能在漫长的消耗战中被迫撤军，所谓的体制改造也随之烟消云散。

当然，历史总有例外。历史上对阿富汗唯一一次改造成功，是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所用的手段也很简单粗暴—铁与血。蒙古军队选择了极致的暴力瓦解抵抗意志——任何试图反抗的城市、部落，都将面临屠城的命运；即便是主动投降的聚落，也常因蒙古贵族的猜忌或资源掠夺需求，遭遇残酷的人口清洗。这场持续数十年的屠杀、清洗与破坏，造成了人口锐减与城市荒芜，原本依赖商业繁荣的城邦彻底失去复苏的可能，阿富汗从“文明交流的中心”沦为“地缘博弈的边缘”，逐渐沦为“中亚孤儿”。

这样的历史会不会再次轮回？一个对文明极度抗拒的族群，最终的下场是不是就是毁灭？

真的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