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家11人在中国被执行死刑，给柬埔寨电诈头目“当头一棒”

近一个月以来，柬埔寨政府严厉打击电诈行动，致使大量人员在使馆外排队办理相关证件。

记者：Miles

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明家要完了”，并不是在判决书公布的那一刻，而是在更早之前——当他们被集中控制、被押解离开果敢的时候。那并不是电影里常见的抓捕画面，没有夸张的镜头语言，也没有公开的宣示性口号，只是一次安静却意味深长的转折。

长期盘踞在缅北、被视为“地头蛇”的家族型犯罪集团，突然失去了行动自由，被一步步带离他们曾经经营多年的地盘。

在当时，仍然有人低估了这件事的意义。有人说，“人抓回去了，不一定判多重”；也有人抱着惯常的侥幸心理判断，“这种案子复杂，时间会拖很久，最后不一定落到最狠的结果。”

然后，时间最终给出了答案。

2025年9月29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明家犯罪集团案作出一审判决，11名核心成员被判处死刑。一审后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26年1月29日，明家11名罪犯在中国已被依法执行死刑。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持续关注，并不只是因为“死刑”本身，而在于它清晰地呈现了一种趋势：针对电信网络诈骗及其背后的暴力犯罪，中国司法系统已经不再把它视为单一的经济犯罪问题，而是作为一种严重危害生命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复合型犯罪，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清算。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复核意见来看，明家犯罪集团并非简单“诈骗公司”，而是一个以家族成员为核心，长期在缅甸果敢老街及石园子、清水河等地经营园区的犯罪网络。他们招揽“金主”，提供武装庇护，实施电诈、开设赌场，同时通过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方式，对内部人员进行残酷控制。涉诈、涉赌资金超过百亿元，14名中国公民因此死亡，多人受伤。

柬埔寨政府打击电诈行动中。（来源柬单网图片数据库）

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长期被忽视、却真实存在的现实：电诈园区并不是“灰色办公楼”，而是一个以暴力维系运转的封闭系统。逃跑者会被追捕，反抗者会被殴打，失去利用价值的人甚至会被直接剥夺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再将电诈简单理解为“骗钱”，本身就是对现实的严重低估。

正因为如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死刑时，反复强调“犯罪性质特别恶劣”“情节、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严重”。这些表述并非套话，而是对案件本质的明确界定：这不是可以通过“认罪态度”“涉案金额”来简单权衡的犯罪，而是已经触及司法系统必须坚决回应的底线。

这起案件真正值得在柬埔寨、在东南亚被反复解读的地方，在于它打破了一个长期存在的心理幻觉——“只要人在国外，就能避开最严厉的追责”。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少电诈头目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才不断向外转移阵地，把犯罪活动包装成“跨境生意”，试图利用地缘差异、司法协作的复杂性，为自己争取缓冲空间。

明家案的最终结果，等于明确告诉所有人：这种空间正在迅速消失。包括柬埔寨陈志被遣送回国，打破很多电诈分子的最终奢望。

首先，地域不再构成实质性屏障。无论犯罪发生在缅甸、柬埔寨，还是其他国家，只要针对的是中国公民，只要涉及严重暴力犯罪，追责链条就不会因为边界而中断。其次，身份不再提供保护。明家不是底层执行者，而是组织者、管理者、保护者，恰恰是过去最容易被认为“能谈条件”“能脱身”的一类人，但最终仍然被作为首要分子严惩。

对于仍然活跃在柬埔寨的电诈头目来说，这起案件的现实意义远大于任何口头警告。它意味着风险评估的逻辑需要被彻底重算。过去可以押注“拖延时间”，现在时间反而成了累积风险的因素；过去可以寄希望于“低调运作”，现在犯罪链条本身就是追责线索。

同时，这起案件也在客观上改变着柬埔寨当地的治理环境。近年来，柬埔寨政府对电诈、非法园区的态度持续趋严，与周边国家的执法合作不断加强。原本依附在灰色空间里的犯罪集团，正在面临双重挤压：一边是本地政策环境的收紧，另一边是原属国司法体系的持续追责。

在这种背景下，“躲在柬埔寨继续做”的成本，正在迅速超过想象。

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在于，很多人已经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退路”。电诈并不是一门可以随进随出的生意，它高度依赖组织、暴力和封闭环境。一旦卷入其中，个人很快就会被纳入一套以恐惧和利益维系的体系之中。明家案中那些被非法拘禁、最终丧命的人，本身就是这种体系的直接受害者。

明家11人被执行死刑，并不是为了制造恐惧，而是为了让仍然心存侥幸的人清楚地看到结局的真实轮廓。不是“最坏的可能”，而是已经发生的现实。

当一个犯罪模式开始被系统性拆解，当逃避路径被一条条堵死，继续押注侥幸，本身就成了一种危险的误判。对于仍然身处柬埔寨电诈链条中的头目而言，现在最需要面对的，或许不是如何应对外部压力，而是是否还有勇气承认：那条曾经被视为“安全”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明家案不是句号，但它已经给柬埔寨的电诈头目们划出了一道清晰的警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