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权倾朝野的帝国丞相,临终遗产竟仅是八百棵桑树和一千五百亩薄田?这并非传说,而是诸葛亮在著名的《自表后主》中向皇帝亲自汇报的家底。在地位与财富常被画上等号的历史长河中,诸葛亮为何要主动“晒家产”?这份近乎“寒酸”的清单背后,折射出怎样的人格力量与为官之道?了解这位千古第一廉洁楷模的自我公示,或许能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责任、权力与个人财富提供一面珍贵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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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临终前给刘禅写下了《自表皇帝》书。文章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倾,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这段话是说:我在成都的家里种植有桑树八百株,还有薄田十五顷,全家人的衣食用度自给自足。至于我在外面任职期间,没有别的收入,随身的吃穿用度,都仰仗于官方,不做其他兼职营生,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如果我死的那一天,不能让家里有多余的衣物,外边有剩余的钱财,这样会辜负陛下的。诸葛亮死后,发现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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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田十五倾,是建安十九年(214)夺取益州后,刘备分给诸葛亮的产业,故址就在今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葛陌社区。有桑八百株,应该是诸葛亮为了发展蜀锦(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始于春秋战国,因蜀地而得名)带头在十五倾土地上栽植的桑树。桑叶可养蚕织锦,桑果可食用与变卖。
当年,诸葛亮不但在十五倾薄田中种桑养蚕,组织人力发展蜀锦丝织业,还设置了“锦官”专门进行管理,在当时成为蜀都支柱型产业。因此,《诸葛亮集》记载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由此可见,蜀锦在当时有多么重要。后来,唐代诗人杜甫的《蜀相》诗歌有“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之说,也是有力地佐证。那么,
十五顷薄田在当时到底有多少?这才是诸葛亮一家人生存的根本。
据《晋书·食货志》记载,当时的土地是按照官阶高低来分配的,“第一品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至于其他人,则是“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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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将汉代度量衡与今天度量衡换算而知,十五倾田为1500亩,这是当时八品官应有的资产份额,也是诸葛亮全家人的生存依托,且“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足见其艰辛生活之一斑。至于诸葛亮本人在外的随身衣食,皆“悉仰于官”而“别无调度”,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除了官任上的配发外,没有任何外来收入。到死的时候也不能使自己“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如此看来,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自报家产,要求公开接受监督的官员。他的这些感人肺腑语言,充分体现了生也淡泊,死也清廉的高尚品质,堪称千古廉洁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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