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欧自贸协定背后：贸易理性正在脱离地缘忠诚

文︱刘澜昌

当莫迪在新德里宣布印度与欧盟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全球市场的反应远比外交辞令来得诚实。资本先动，舆论随后，真正感到不安的，是那些长期习惯于以“阵营一致”解释世界的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那句“非常失望”，并不只是情绪流露，更像是一种迟到的确认——那个以政治忠诚绑定经济选择的时代，正在被各国悄悄松绑。

印欧自贸协定本身并不突然。谈判断断续续拉锯多年，真正推动它加速成形的，是外部压力的集中叠加。特朗普政府去年8月以印度“间接进口俄罗斯石油”为由，对其输美产品加征额外25%关税，累计关税水平被推高至50%。这一决定在华盛顿看来是价值立场的延伸，在新德里看来却是赤裸裸的经济惩罚。印度并未选择正面冲撞，而是加快寻找替代出口市场，用更大的市场对冲更高的关税风险。

欧盟恰好站在这个节点上。作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1200亿欧元，占印度贸易总额的11.5%。冯德莱恩将这份协定称为“所有协定之母”，这句话并不夸张。覆盖近20亿人口的市场规模，意味着关税、规则、供应链的深度嵌合，足以改变双方企业的长期投资预期。对印度而言，这是出口结构的再平衡；对欧盟而言，则是在全球贸易碎片化背景下，为自身产业寻找稳定锚点。

贝森特的批评，表面针对的是欧洲的“失望”，实则指向一种更深的焦虑。美国希望盟友在关键议题上保持同步，尤其是在对俄能源、对印贸易这些被赋予道德色彩的领域。但现实正在反复证明，道德叙事并不能替代成本核算。欧洲并非没有承受压力。能源价格高企、制造业外移、内部政治分裂，都在逼迫欧盟重新审视“价值优先”的边界。与印度签署自贸协定，并不是对乌克兰议题的背离，而是对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重新评估。

贝森特将欧盟拒绝追随美国制裁印度的决定，与印欧自贸协定直接挂钩，试图构建一种“动机叙事”。这套叙事在道义上具有冲击力，却在逻辑上并不牢固。欧洲与印度的经贸互动并非始于今日，谈判进程也早于美国关税决定。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外部环境的急剧收紧，让原本可以拖延的选择变得必须落地。贸易协定并非阴谋，而是各方在压力之下的理性反应。

印度国内舆论的反弹，恰好揭示了另一层现实。在《印度时报》的评论区，不少网友直指美国的关切并不在乌克兰本身，而在武器销售和金融结算体系的控制权。这种看法是否全面，可以讨论，但它反映出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对“价值外交”的普遍警惕。当制裁与关税频繁被用作政策工具，受影响国家自然会重新计算合作的风险溢价。停止胁迫，成为一种并不激进、却日益普遍的诉求。

印欧自贸协定的意义，也不只在于双边。美国《华尔街日报》将其视为贸易伙伴“降低对美依赖”的又一例证，这一判断并不孤立。从拉美到东南亚，从中东到非洲，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主动分散市场，避免将经济命脉绑定在单一政治中心。这并不意味着反美，而是对不确定性的制度性回应。当规则可以被行政命令迅速改写，稳定本身就成为稀缺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这一过程中并未高举对抗旗帜，而是保持了一种近乎技术性的低调。协定文本强调市场准入、标准互认、可持续发展，刻意淡化地缘含义。这种克制并非软弱，而是一种成熟的策略选择。通过规则而非口号，通过市场而非表态，欧盟在试图重建自身的行动空间。

印度的角色同样耐人寻味。长期以来，新德里在大国之间保持战略自主，既参与西方主导的机制，又不放弃与俄罗斯的能源合作。关税冲击并未迫使印度选边站队，反而强化了其多向布局的决心。自贸协定成为一种工具，用以缓冲外部冲击、提升谈判筹码。这种做法并不新，却在当前环境下显得格外清醒。

当贝森特提醒外界“记住欧洲把贸易利益置于乌克兰人民之上”时，他或许低估了一个事实：在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贸易本身也是稳定的重要来源。失去经济支撑的道义承诺，往往难以持久。欧洲选择与印度深化经贸联系，并不必然削弱其对乌克兰的支持，却有助于稳住自身的社会与产业基础。

印欧自贸协定的签署，并没有宣告某种阵营的瓦解，却清晰标示出一种趋势：贸易正在回归其原本的理性轨道，国家开始重新区分价值宣示与经济运行的边界。世界并未变得冷漠，只是更少幻想。大市场、小耐心，正在成为新常态。

当掌声散去，真正需要时间检验的，是协定能否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持续推进，能否为双方企业提供可预期的规则空间。国际秩序的变化，往往不是通过一纸宣言完成，而是在一份份看似技术性的协定中慢慢成形。印欧自贸协定，正是这样一块被放入时代齿轮的零件，安静，却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