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太远，洞庭太险！湖南独立建省，只因考生过河总被淹死？

湖南湖北的边界特别奇怪，按名字来看，本该以洞庭湖为界，但湖南的岳阳、常德大部分地区，其实都在洞庭湖北边。

岳阳那边的省界线是长江，可往西过了桃花山，又不再以长江为界，也没以汇入洞庭湖的澧水为界，反倒在这两条河之间，画了一条没啥明显地理隔断的分界线，看着挺随意。

我对这条分界线感触很深，因为我老家就在省界北边的湖北荆州，但经常因为口音，被人误认为是湖南常德人。不过想想也合理，往上倒500年，咱们其实是一家，明朝时都属于湖广省，正式分家也就300来年。

今天咱们就聊聊两湖分家的事，要聊分家，得先说说为啥500年前它们是一体的。

看地形图就知道，抛开河流湖泊，两省的地缘核心——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其实是连在一起的，被大别山、桐柏山、大洪山等群山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内盆地区域，地缘板块是统一的。

所以大部分历史时期，湖南、湖北都是合体存在的，早期叫荆楚，后期叫湖广，只是这个盆地和四川盆地不一样，看似群山环抱，实则四通八达。

往北，顺着汉水能轻松穿越大洪山和金山之间的宽谷，到襄阳连接中原、汉中、关中；东西方向有长江，连通四川和江南；东北穿大别山隘口可达淮河；南边更是四处透风，山间孔道能直抵云贵和岭南。

说白了，荆楚之地是战略枢纽，任何想统一天下的势力，都绕不开这里，如今九省通衢的武汉，就是最好的证明。

诸葛亮在隆中对里，对荆州的评价最到位：“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全程没提经济；而对益州（四川），则说它“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重点在富裕和易守难攻，是大本营。

其实历史上半场，两湖的重要性全在战略地位，经济上没啥亮点，直到明朝才异军突起，“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这个突变有内外两个原因。内因是压制两湖经济几千年的云梦泽消失了。

先秦时云梦泽占据荆州、岳阳、武汉之间的核心区域，洞庭湖当时还很小；之后云梦泽以每百年10公里的速度退化，宋末彻底成陆，洞庭湖则越变越大，到清朝成了八百里洞庭。

云梦泽和频繁的水患，之前一直压缩农业空间和人口承载力，直到它消亡，气候变好，农业潜力才被释放。

外因是明朝“江西填湖广”，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和技术，加上江南开始产业升级，放弃粮仓地位，改种棉花发展手工业，粮食自给都成问题，两湖顺势接过粮食供应的担子，成为十几个省份的粮仓，“湖广熟，天下足”就这么来了。

除了经济崛起，两湖还多了个新战略功能，这和云南有关。云南从元朝纳入华夏版图后，一直是重点维稳区域，明清时又是核心铜产区。

朝廷为了加强统治，打通了从湖广常德溯沅水、巫水，经贵州到昆明的西南大通道——苗疆走廊，湖广作为通道东端，成了管控云贵、保障通道顺畅的关键。

政治经济双开花，麻烦也来了：两湖同属湖广省，面积太大，省会武昌偏东，对偏远地区鞭长莫及，尤其是湖南，凡事都要往武昌请示，效率极低，经常误事。两湖第一次分权，就源于湖广巡抚的力不从心。

万历二十四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切断了苗疆走廊，滇黔告急。云贵总督制定八路进剿计划，湖广是主力，但湖广巡抚远在武昌，组织不力，其他兵马就位时，湖广兵将、粮饷都没准备好。

朝廷不想把巡抚驻地迁到湘西（怕顾此失彼），就增设了“偏沅巡抚”，替湖广巡抚分担军务，驻地在偏桥和沅州之间灵活迁移，这就是后来湖南巡抚的前身。

偏沅巡抚本来是战时官职，平叛后该撤，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之后时设时废，到崇祯时成为常设官职，事权也从军政扩展到钱粮、税赋、科举等民政领域。明末清初，湖广的钱粮税赋已经分湖南、湖北造册，两省雏形基本出现。

到了清朝，新王朝对湖广这样的大省充满戒备，想通过分而治之加强统治，于是拆分了三个大省：江南拆成安徽、江苏，湖广拆成湖南、湖北，陕西拆成陕西、甘肃。

清朝时，一个完整的省份，需要配齐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提督学院四个官职，对应民政、财政、司法、学政四大事权，配齐了才算自成一省。

分省第一步，理顺巡抚关系：康熙年间，裁掉郧阳、南赣两个巡抚，把偏沅巡抚驻地搬到长沙，明确它和湖广巡抚地位对等——湖广巡抚管武昌、襄阳、荆州等八府，偏沅巡抚管长沙、岳州、常德等七府二州，范围和今天两湖基本一致。

第二步，调整布政使：原本湖广有左右两个布政使，把右布政使搬到长沙，管辖范围和偏沅巡抚一致。这还引发了全国官职变动，原本各省都有左右布政使，清朝索性取消了所有右布政使，各省只留一名。

第三步，增设按察使：原本湖广只有一个按察使，无法拆分，就在长沙新增湖南按察使，分管湖南司法。

第四步，拆分学政，这对湖南来说最关键。

学政分离前，两湖学子都要去武昌参加乡试，湖北考生近万人，湖南不到3000人——不是湖南教育差，而是八百里洞庭风涛凶险，很多湖南学子赶考时淹死，索性弃考。雍正二年，湖广南北分闱，湖北考生去武昌，湖南考生去长沙，当年湖南考生就暴增到8400多人，和湖北持平。

正是这次分闱，让湖南学子有了和湖北同等的入仕机会，晚清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湖南籍官员脱颖而出，都得益于这次分闱后湖南的教育积淀。

康熙、雍正两朝几十年，四大事权全部分开，分省工作基本完成，但真正盖棺定论的，是雍正七年明确的回避制度。

之前，两湖虽然实质分家，但回避制度仍按“湖广籍”算，湖南官员不能在湖南当官，也不能去湖北当官；雍正七年明确，两湖官员只需回避本籍，可互派任职，这才在中央层面，正式承认湖南、湖北是两个独立的省份。

这就是两湖分家的全过程，也难怪如今的省界线看似混乱，毕竟从一体到分离，历经几十年调整，藏着太多历史和现实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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