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得从根儿上说起。
咱们中国的考古学家,挖了快一百年了,上到五千年的良渚,下到几百年前的明清皇陵,啥没见过?
可就偏偏有一个朝代,跟咱们玩起了捉迷藏,而且一玩就是三千年。
这个朝代,就是周。
从周武王到周幽王,西周十二个王;再到东周那二十五个王,整整三十七位天子,他们的坟,一个都找不着。
这事儿邪门就邪门在这儿,不是丢了一个,是成建制地集体消失了。
要弄明白他们为啥要“消失”,咱们得先坐时光机,回到周武王打进商朝首都朝歌的那一天。
武王一进城,估摸着是被眼前的景象给镇住了。
不是说朝歌城多繁华,而是商朝人对待死亡的那股子劲头,实在太吓人。
你现在去河南安阳的殷墟看看,商王们的陵墓,那叫一个张扬。
十几座大墓,全是“亚”字形的,四条墓道跟个大螃蟹似的伸向四面八方,恨不得把整个地下的威风都占了。
墓里头,除了堆成山的青铜器、玉器,更瘆人的是成百上千的活人、活马跟着陪葬。
这哪是下葬,这分明是在跟老天爷叫板,扯着嗓子喊:“看见没,老子死了也还是这片地界儿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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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是从商朝手里接过天下的,他们学了商人的文字,学了铸铜的技术,连好多规矩都是从商人那儿改的。
可唯独在办丧事这件事上,周人掉了个头,走了条完全相反的路。
这不是说他们审美变了,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针对前朝价值观的否定。
周人心里门儿清:你商人搞得这么夸张,不就是给后来的盗墓贼画了张藏宝图吗?
陵墓修得跟地上的宫殿一样,生怕别人不知道里头有好东西。
周公制定的《周礼》里头,藏着解开这个谜团的钥匙,就四个字:“不封不树”。
啥意思?
就是天子死了,埋下去,地面上不能堆起大坟包,也不能种上成排的树当记号。
葬礼一结束,黄土一盖平,该种地的种地,该放羊的放羊,天子的长眠之地,就这么融进了关中平原的苍茫大地里,不留一丝痕迹。
这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低调。
商王追求的是死后世界的绝对权力,周王在意的却是活人世界的长治久安。
他们把家族的荣耀,寄托在子子孙孙的延续和自己建立的制度上,而不是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招贼惦记的豪华坟墓。
这种想法在当时看,确实高明,可它把几千年后的考古学家们给坑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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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一代代考古人就在陕西那片黄土地上,开始了一场长达近百年的“寻王”之旅,这过程,简直就是一部充满希望又不断心碎的折腾史。
时间拉回到1933年,陕西岐山,考古队挖开了一座“甲”字形大墓。
墓坑长18米,宽14米,里头是用高级柏木搭的椁室,还出土了一件刻着“井叔作旅鼎”的青铜器。
当时所有人都激动坏了,这规格,这气派,八成就是周天子了!
结果呢?
一研究,发现井叔是西周中期的一个王室大臣,地位很高,但终究不是王。
这是大伙儿的第一场空欢喜。
几十年过去,这种事儿就没断过。
考古队在被认为是西周政治中心的周原和沣镐遗址,挖出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地基,结实的城墙,还有各种手工业作坊。
周朝人怎么生活的,怎么办公的,甚至周公用来观测天象的台子都找到了,一个繁荣强大的西周社会图景,被拼凑得越来越完整。
可偏偏,最重要的那块拼图——王陵,死活找不着。
1976年,湖北随州那边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曾侯乙墓出土了。
那场面,直接让陕西的考古工作者们坐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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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国初期的小诸侯,墓里头竟然有重达两吨半的六十五件套编钟,埋了两千多年,挖出来还能敲响。
这消息就像一记重拳,打在了陕西考古人的心口上。
人家一个诸侯都阔成这样,那天子得是什么样?
不行,必须找到!
于是,他们立刻在周原地区展开了规模空前的钻探,几百个洛阳铲打下去的探孔,跟绣花似的,把那片地扎了个遍。
结果,除了找到更多贵族的墓,王陵的影子都没见着。
更逗的是清朝那会儿,有个叫毕沅的大学者,凭着一股子热情和一堆古书里的蛛丝马迹,在咸阳北边的咸阳原上,考证出三十多座所谓的“周陵”,还正儿八经地立了碑。
结果到了1984年,考古队在这些石碑下面一钻探,当场就傻眼了——碑底下埋的,压根不是周朝的墓,全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墓。
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拿着钻探报告的考古队长,站在毕沅立的石碑前,脸上那表情,得多复杂。
除了周人自己“不封不树”的设计,老天爷和时间,也成了这场搜寻的“帮凶”。
关中平原这地方,是周人的发家之地,可这儿的地下水也丰富得要命。
几千年下来,渭河来来回回地改道,再加上时不时来场地震,对那些埋在地下的木头家伙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
2012年,西安修地铁,无意中挖出来一个西周的车马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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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掉泥土,发现那些当年华丽的车轮子早就烂没了,只在泥巴里留下一圈淡淡的铁锈印子。
最后只能用石膏灌浆的法子,才勉强把车轮的“魂”给取了出来。
这事儿让所有人心都凉了半截:要是连结实的车轮都化成了土,那周天子墓里头用巨木搭建的椁室,在地下水里泡了三千年,还能剩下啥?
搞不好,就算我们一脚踩在王陵的正上方,也认不出脚下那坨烂泥曾经是天子的地宫。
指路的史书,这时候也变得含含糊糊。
《史记·周本纪》里头,三十七个天子谁是谁的儿子,谁在位多少年,写得清清楚楚。
可一到关键的埋葬地点,司马迁就惜墨如金,只留下“葬于毕”、“葬于翟泉”这么几个模糊的地名。
“毕”在哪儿?
从汉朝到唐朝的学者们就吵翻了天,有人说在咸阳北原,有人说在西安的毕原,还有人猜在洛阳北邙山,猜来猜去,谁也拿不出铁证。
2004年,在岐山的周公庙遗址,发现了等级非常高的建筑群,还有刻着“周公”俩字的甲骨,希望的火苗又一次被点燃。
可挖到最后,发现那只是一片普通人的墓地。
到了21世纪,高科技总算派上了用场。
2018年,考古学家用上了航磁探测技术,就像给大地做CT一样,在周原遗址地下12米的地方,扫出来一个大家伙:一个长方形的夯土结构,面积足有1800平方米,还隐约带着四条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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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难道这次是真的?
现实再一次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挖下去一看,没错,这确实是一座极为罕见的、带着四条墓道的西周晚期大墓,规格是王级的。
但是,它早就被盗墓贼光顾了,里头空空如也。
在盗洞的墙壁上,考古人员找到了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钱——“开元通宝”。
这枚小小的铜钱,冷冰冰地告诉所有人:早在唐朝,一千多年前,就有人捷足先登了。
直到今天,这场寻找还在继续。
那座在周公庙附近发现的、被盗空的四条墓道大墓,是目前我们离西周王陵最近的一次。
那枚唐朝的“开元通宝”,也不算是个答案,它只是一个冰冷的事实,证明在这场跨越千年的捉迷藏里,盗墓贼比考古学家先到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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