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问朱镕基：我们要道歉到什么时候？朱镕基的回答令人敬佩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初，北京已显寒意，钓鱼台国宾馆里灯火未息。朱镕基在办公室批阅材料，同事提醒他，外交部刚刚敲定一项行程——两年后的正式访日。朱镕基合上文件，略一点头，说了句：“该去的，总得去。”

对于中日关系，他非常清楚：一九七二年邦交正常化后，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一九九五年村山谈话提出“痛切反省”，却因缺少法律文件支撑，被不少历史学者视为“姿态”。新的世纪就要来临，中日之间究竟能否真正翻篇，外界都在观望。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四日，东京。东京广播公司演播大厅灯光刺眼，主持人筑紫哲也请朱镕基落座，现场坐着几十位市民代表。镜头刚切换，一位年约四十岁的日本记者起身，语速不快，却直奔主题：“中国总强调历史，我们日本要道歉到什么时候才算结束？”话音未落，全场几乎屏住呼吸。

朱镕基一时没作答，先抬手示意对方落座，喝了口水，才缓缓开口：“今天，我没带任何要求日本人道歉的文件。问题不在于次数，而在于有没有一次写进你们的正式法律文书。至今，它缺席。”四十多个字，没有一句高调，但剑锋直指要害，主持人脸色微变，掌声却从观众席后排传来。

这番回应释放了一个信号——中国从未沉迷“追账”，却绝不在历史原则上让步。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讨论战时暴行课题，日本代表依旧回避“侵华”字样。朱镕基显然对此心知肚明。

紧接着，一位头发花白的日本老人站起，声音带着颤抖：“很多人说南京事件根本不存在，您怎么看？”朱镕基提高音量：“历史不以票数决定。’发生’与否，不取决于信不信，而取决于档案、证词、遗址。”他说到这里停顿几秒，补充一句短短的话：“掩耳，就听不见真相。”

现场再次响起掌声。随后，朱镕基举了一个并不常见的例子：“如果我宣称日本民族起源于秦代方士徐福，那您肯定觉得荒唐。同理，否定南京大屠杀，同样荒唐。”台下窃笑声此起彼伏，尴尬却并不尖锐，倒像一次意味深长的课堂。

有意思的是，这番对话让不少日本观众第一次听到“沈阳战犯审判”。一九五六年六月，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三十六名日本战犯。庭审中，战犯供认不讳，全程录像、翻译、旁听俱全，被西方法学界称为“程序最完备的审判之一”。判决宣读时，不少被告人痛哭流涕，“自愿接受改造”八个字写进了法庭记录。

二十多年后，一九八八年，“原日本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自筹资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立起“谢罪碑”，碑文请求宽恕，却同时写明“永不忘侵略之罪”。这些细节，成为今天研读中日关系时不可忽视的注脚。

遗憾的是，日本国内并非人人认可这段历史。部分政客逢选必拜靖国神社、教材删减“侵华”、媒体刻意低调处理战争纪念日。这种摇摆不定，让“道歉”三个字失去了应有的重量。试想一下，一场缺乏诚意的鞠躬，再多次也难以换来信任。

然而，普通人层面的交流并未中断。二〇〇〇年访日期间，朱镕基走进东京银座的一家小书店，店主递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日译本，并轻声说：“对不起。”那一幕并未出现在官方报道，却被随行记者私下记录。人与人之间的歉意，往往比繁复文件更有温度。

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在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清晰底线：历史必须写进教科书，必须存进档案，必须由法律定性。只有这样，未来的对话才不是沙上建塔。从这个意义看，“道歉到什么时候”并非无休无止，而是直到事实被不加掩饰地正名。

中年读者多半记得，父辈曾口述那场战争的苦痛：有的家庭被迫背井离乡，有的把半生青春困在日军劳工营里。时间抹平了伤口的血痕，却没能抹掉背后的教训。倘若受害者纵容加害者改写教科书，下一次灾难或将悄然重复。

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面对曾经的侵略者，新中国最终选择了放人回国、提供经济合作、支持日本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宽恕与遗忘不同，前者建立在承认事实基础上，后者则可能演变为历史虚无。朱镕基那句“道不道歉本是你们自己的事”，既是让步，也是警示。

如今翻检当年访日的全程记录，会发现朱镕基没有用过“情感牌”，也尽量避免夸大的修辞。他更像是一位冷静的审计师，把每一个历史账目分门别类，数字清晰，出处可靠。日本方面要的，是一个能够写进法条的责任表达，而不是一两句应景的“抱歉”。

中日之间隔着一条并不宽阔的海峡，这条海峡的深度，恰在于共同面对真相的诚意。不必放大仇恨，也绝不能容忍失忆。那天的演播室里，灯光在嘉宾席与观众席之间缓缓移动，映出不同面孔。有的沉思，有的羞愧，有的若有所悟。主持人最后说：“节目时间到了。”朱镕基起身，整理西装，和对方握手。“问题留给历史，但答案终由你们来写。”他低声补了一句，现场话筒并未收录，却被坐在第一排的志愿者清晰听见。

这句话，道出了那场访谈的全部核心。谁该道歉、道歉多久、如何道歉，不再由受害者提醒，而要由历史负有责任的一方自己给出交代。如果那一天真正到来，中日之间的这条海峡，也许会显得浅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