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当官究竟有多累？上班上早朝不算累，下班才是真的要了老命

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六，紫禁城外寒气逼人。卯时未到，刑部侍郎顾春霖已裹紧貂裘，借着稀疏灯火摸索进午门。这条旧京砖道被雪浆磨得发亮，一脚踩空就可能落进护城河，他却只能硬着头皮加快脚步——因为迟到的成本不是扣俸那么简单，弄不好连顶戴花翎都保不住。

清代官员清晨的奔波，从来不像电视剧里那般仪式感十足的“端站一刻钟”那么轻松。真正折腾人的，是前一天彻夜赶写折子的疲惫。奏折要写得言之有物，又不能伤了龙颜；词句推敲得不够精细，第二天就可能被皇帝当众呵斥。顾春霖的案头常年点着两盏油灯，一盏照字，一盏烘笔，鸡鸣时分方才收笔。

天未亮便得上路，这又是另一番折磨。自家轿夫无权进内城，官员多半要在西华门外扎堆，蹭一位头等侍卫的火把同行。黑灯瞎火里，不慎踏空的前车之鉴不止一次：传说礼部郎中章某便因赶路跌落金水河，从此白绫封喉。于是官场口口相传一句顺口溜——“宁肯殿前跪，不敢桥上行”。

更严峻的是考勤。清廷《钦定例》写得清楚：该到点没到，轻则停俸一年，重则褫职问斩。比前朝明律二十革脊的处罚有过之而无不及。大臣们因此形成了生物钟：子时前睡？想得美，丑时就得上路。

赶到太和殿后，新的难关是“憋”。早膳不敢吃饱，热粥茶水更是能免则免。倘若御门外候班时突生三急，连请示都是大罪。高宗乾隆曾怒叱一名礼部侍郎：“堂堂封疆，不辨寒暑，安敢弃朕而去？”背后却是那位侍郎险些身死便溺之窘。

语言也折磨人。入关前满语是朝会第一语，康熙八岁就被安排汉、满双师。可许多汉臣“狗刁舌硬”，硬背“满文八旗则例”也常听得一头雾水。结果是奏本要写双份，奏对时更得小心翼翼，生怕串音闹笑话。

熬到落班，宫门一开，只是折返的号角。衙署里伏案批章，签押回条，怠慢不得。夕阳一落山，真正的苦差开始——应酬。户部郎中赵鸣皋就感慨：“日计国课未足，夜里杯盏盈前，眼前灯火似催命符。”上司过生日、同僚满月酒、同年甲第新任，层出不穷。推辞一次容易，推三次就被扣上“离群傲上”大帽子。

《恽毓鼎澄斋日记》里记下了京师晚唐坊胡同某年春宴：十三道热葷、五坛绍酒，座上十七客，竟无一人空杯而起。宴后尚须陪唱一折《空城计》，角儿唱罢已是三更，众官却还争着把盏，谁都不敢先走。恽书“心神俱疲”，却依旧次日卯时候班。可见“朝九晚九”在两百年前已有模板，只是没有双休慰藉。

不光体力透支，银钱也跟着受罪。清代一品年俸不过一百八十两，七品县令更是区区四十多两。可顺天府内一家像样的酒楼，每桌动辄十几两；皇庆节、冬至、上谕寿辰，还有无数暗示明敲的“润笔”“茶敬”，没有外快根本撑不住门面。于是盐运、漕务、河工成了眼窝子底下的“生财之道”，上行下效，贪腐如燎原。北洋练舰“洋炮而空心”的悲剧，并非只因技术落后，弹药款早被层层剥减，“虚仓”成了公开秘密。

官场生态也逼迫人不断结盟。一次花厅小聚，兵部郎中对翰林院编修低声道：“今上喜新策，汝若得旨修编，记得通个信儿。”这句轻描淡写的“提携”，背后是人情债的开端——来日若升堂上官，回礼只会翻倍。

或有人问，难道人人如此疲惫？历史上也有遗世独立者。李光地初入京，力避酒局，康熙却善意提醒：“静，则病之始；动，乃官之常。”言外之意，京中是旋涡，不想卷入也得随潮。结果李光地终究被牵扯进党争，险些政途尽毁。想做清流，先得学会在泥沼中立足，这是当时的残酷逻辑。

官员们疲于应付的，还有各种非正式拜访。凡遇本地豪绅娶媳、商贾完粮、书院开学，若缺席一次，转天就会有流言：“大人看不上咱们。”为堵悠悠之口，只好赶场似地穿梭于城东庄园到西市茶楼，马蹄声碎，人情债累。

深夜归衙，再翻奏本，灯油见底，嗓子发哑。这才是清代高官的真实工作照：台上威风八面，台下疲惫不堪。古语说，“做官难，守官更难”，在大清，这四字常被改口——活命难。后来一位同治朝的御史病逝，友人写悼词：“劳瘁积阴，身萎而名尚挺。”言辞简短，却把“累”字写到了骨子里。

于是有人慨叹：谁见金銮殿前的鹤氅乌纱，不知那背后数十年鸡鸣鹭起、灯下孤影。对清代的官员而言，真正折磨人的从来不是日出时分那一刻的长揖，而是夕阳垂落后的无尽周旋与不可推辞的沉重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