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从《太平年》看吴越国“纳土归宋”的抉择

文|孙晓明

宝石山上的古塔静立千年，它见过三千子弟离乡的背影，也听过西湖潮水为谁叹息。一场没有烽烟的政权交接，藏着比战争更艰难的智慧。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太平年》，将镜头对准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常被忽略却意味深长的时刻——公元978年，吴越国末代君主钱弘俶“纳土归宋”。这段历史没有赤壁硝烟，没有淝水鏖战，却上演了一出家族与苍生、坚守与放弃的深刻对话。

东南有国，钱氏三代经营有道

唐朝灭亡后的七十余年里，中原如走马灯般更替了五个朝代，南方则星罗棋布着十个割据政权。在这片被史家称为“五代十国”的乱世版图上，两浙之地却奇迹般保持了一方宁静。

公元907年，钱镠受封吴越王，开启了钱氏家族对这片土地长达七十二年的统治。这位出身盐贩的君主深谙“乱世求存”之道，立国之初便定下“保境安民”的国策。

“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钱镠临终前留给子孙的《钱氏家训》，成了这个王国延续三代的执政纲领。与同时代许多热衷称帝、四处征伐的政权不同，吴越国始终以“藩镇”自居，尊中原王朝为正朔。

在务实主义的治理下，吴越国成了战火中的“世外桃源”。钱镠组织二十万民工修筑钱塘江海塘，根治千年水患；其子钱元瓘扩建杭州城，将西湖与城内河道贯通；至钱弘俶时，在西湖沿岸广建佛寺，开凿石窟，留下了雷峰塔、保俶塔、烟霞洞造像等文化遗产。如今的马塍路周边，当时曾是规模浩大的养马场。《西湖游览志》明确记载：“钱王时畜马于此，至三万余匹，号曰马海”，钱镠在此设“马城”蓄养军马。

经济的发展亦令人惊叹。吴越国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明州(今宁波)港商船云集，瓷器、丝绸远销朝鲜、日本乃至波斯。杭州城“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户口从唐末的万户激增至十万户，成为“东南第一州”。

这些繁荣，建立在一个微妙的政治平衡上——以财富换和平。每年，满载绫罗绸缎、珍玩宝器的船队从杭州出发，沿大运河直抵中原。后晋、后汉、后周，无论谁坐在开封的龙椅上，吴越国都恭敬称臣，岁岁来朝。

风云骤变，南唐吴越唇亡齿寒

公元960年正月，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发生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兵变。后周禁军统帅赵匡胤被部下黄袍加身，回师京城，建立宋朝。

这个消息传到杭州时，吴越国王钱弘俶刚刚平定了一场宫廷政变——他的舅舅吴延爽等人企图夺权，被他流放边地。就在同一年，为祈求国泰民安，钱弘俶命人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修建了一座佛塔，即后来的保俶塔。

赵匡胤的崛起，标志着五代乱局即将终结。这位武将出身的皇帝有着清晰的战略：“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他采用宰相赵普的建议，开始有条不紊地削平割据政权。

乾德元年(963年)，荆南高继冲投降；三年后，后蜀孟昶被俘；开宝四年(971年)，南汉刘鋹出降。每灭一国，赵匡胤都将该国君主“请”到开封，赐宅封爵，实为软禁。开宝七年(974年)，宋军兵锋直指南唐。后主李煜一面遣使求和，一面向邻邦求救。他给钱弘俶写了一封言辞恳切又暗藏机锋的信：“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这句话戳中了钱弘俶内心最深的恐惧——唇亡齿寒。南唐若亡，吴越将直面宋朝的百万雄师。

然而钱弘俶做出了一个让后世争论不休的决定：他不仅拒绝了李煜的联盟请求，还将这封信原封不动地送到了开封，同时主动请缨，亲率五万吴越军配合宋军作战。

开宝八年(975年)冬，金陵城外。吴越军阵中推出了一种新式武器——“火箭神军”。这种武器将浸透波斯石油的麻布绑在箭矢上，点燃后射入城中，所到之处烈焰腾空。“吴越王亲自督战，火箭如蝗，金陵夜如白昼。”史书记载了那场惨烈的攻城战。当李煜最终肉袒出降时，钱弘俶的心情可能异常复杂——他既是胜利者，也可能在其中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

开宝九年(976年)正月，钱弘俶第一次踏上了北赴汴京的路。这是一次赌上命运的朝觐。临行前，吴越群臣在西湖边泣别，许多人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开封的欢迎仪式盛大得令人不安。赵匡胤在崇元殿设宴，文武百官作陪。席间，钱弘俶献词称颂，当有宫女起舞时，他即兴赋诗：“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本是描绘舞姿，赵匡胤却突然起身，重重拍着他的肩膀说：“誓不杀钱王！”

这句话在歌舞升平中如惊雷乍响。“不杀”的前提是曾有“杀”的念头。宴会后，赵匡胤邀钱弘俶入内室，出示了十几份奏章——全是宋朝大臣要求扣留或诛杀钱王的建议。“这些，卿在路上看吧。”赵匡胤将奏章打包成一份特殊的“礼物”。这份礼物既是信任的表示，也是无声的警告：你的生死，只在朕一念之间。

更意味深长的是钱弘俶辞行时的一幕，赵匡胤交给他一个黄绫包袱，嘱咐出城后再打开。里面除了那些奏章，还有一份特殊的誓书：“钱氏子孙永保富贵，罪不加刑。”

面临抉择，钱弘俶“纳土归宋”

回到杭州的钱弘俶陷入深深的困境。表面上看，他仍是吴越国的君主，但人人都知道，这个王国已是宋朝砧板上的鱼肉。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二月，第二道诏书来了。新即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召钱弘俶进京。这一次的召见，所有人都明白意味着什么。

相传，临行前钱弘俶登上了宝石山。山下西湖波光粼粼，城中万家灯火，这是他祖孙三代经营的江山。他来到了慧日永明寺(今净慈寺)，拜访了一位特殊的朋友——延寿禅师。这位高僧原是吴越国官吏，看破红尘后出家，著有《宗镜录》百卷，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六祖。

钱弘俶问禅师：“社稷将倾，孤当如何？”延寿的回答朴实而深刻：“王若抵抗，可延数年国祚，然终不免城破国亡。届时玉石俱焚，百姓何辜……王可知，你献出的不仅是一片土地，更是千万生灵免于涂炭的机会。这份功德，钱氏子孙将受用不尽。”这番话如醍醐灌顶。钱弘俶想起祖父钱镠的遗训：“如遇真主，宜速归附”，想起这些年亲眼目睹的战争惨状，想起金陵城破时百姓的哭号。

太平兴国三年五月，汴京崇元殿。钱弘俶身着诸侯礼服，手捧吴越国十三州舆图、户籍册、兵籍册，在百官注视下缓缓步入大殿。他的身后，是象征王权的圭璧、旌节。

“臣钱俶谨奏：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七百，兵一十一万五千，暨民籍、仓库尽献于朝。乞陛下念臣微诚，许臣归老。”宋太宗赵光义亲自下阶扶起钱弘俶，当场封他为淮海国王，赐礼贤宅，赏赉无数。

消息传回杭州，百姓的反应出乎意料，没有大规模骚乱，没有激烈反抗。

这与同年宋朝攻打北汉形成了鲜明对比。太原之战，宋军伤亡数万，城破后纵兵劫掠，百姓死伤枕藉。赵光义后来感慨：“若皆如钱俶，天下何至于此！”

同年七月，1044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船队从杭州启程。船上载着钱氏宗室三千余人、文武官吏、能工巧匠、典籍文物。西湖边的百姓扶老携幼，目送船队消失在运河尽头。有人提议将宝石山上的佛塔改名为“保俶塔”，祈求远行的君王平安。这个名字从此流传下来，成了这段历史的无声见证。

身后荣辱，一个家族传承千年

归宋后的钱弘俶(为避宋宣祖赵弘殷名讳，去“弘”字称钱俶)在开封过着优渥的生活。他先后受封为淮海国王、汉南国王、南阳国王等爵位，看似尊荣，实则身处朝廷的密切关注之下。

端拱元年(988年)八月二十四日，钱俶六十寿辰。宋太宗赵光义遣使赐宴，史载当晚“有大流星坠于正寝前，光烛一庭”。是夜，钱俶暴卒。《宋史》对此仅寥寥数笔，未言明死因。然而，结合其死亡时机(恰逢寿宴之后)与宋太宗对待其他降主(如南唐后主李煜)的一贯手段，后世史家多推测其系被毒杀。

颇具意味的是，太宗仍为其“辍朝七日”，追封钱俶为秦国王，谥号忠懿，以亲王之礼厚葬。

但钱氏家族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正是由于钱俶和平归附的功绩，宋朝给予钱氏子孙极其特殊的优待。宋太宗曾赐予“誓书”，承诺“钱氏子孙永保富贵，罪不加刑”，具体条款为“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这等于赋予了钱氏司法豁免权。北宋初年编纂的《百家姓》，将“赵”姓列为国姓之后，紧随其后的便是“钱”姓，此排序并非偶然，正是钱氏家族在宋朝特殊地位的直观体现。

在宋廷的优待和文化滋养下，钱氏家族开启了千年望族的传承。据学者统计，两宋三百年间，钱氏一门出了320位进士，涌现出如钱惟演(西昆体诗歌代表作家)、钱易(翰林学士、才子)等众多文化名家。更可贵的是，家族形成了以《钱氏家训》为核心、重教育、轻权位、务实业的门风。

如今，保俶塔静立西湖之畔，见证着钱弘俶北去的背影。电视剧《太平年》重现这段历史，正是因为其中蕴含着跨越时空的启示。钱弘俶的抉择，展现了一条不同于武力征伐的统一路径。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曾对比金陵与杭州的命运：金陵历经战火，“唯荒烟野草”；而杭州因钱氏“纳土归宋”，“邑屋华丽，商贾云集”。当《太平年》曲终时，那段历史仍在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