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山西运城环卫工佩戴定位器 “不动就罚款” 争议？

2026年初，一则关于山西运城环卫工人佩戴定位器、因“不动就被罚款”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引发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与激烈讨论。事件起源于1月19日清晨，山西运城大雪纷飞，天色未亮，一位热心市民在街头偶遇正在清扫积雪的环卫工人，出于关心上前询问：“这么冷的天，你们不休息吗？”这位环卫工人的回答却令人震惊又心酸：“都给发的定位器，不动的话要被罚款。”短短一句话，瞬间点燃了公众的情绪，也揭开了一个长期被忽视但极具代表性的社会问题：底层劳动者在技术治理下的尊严困境。

这句看似朴素的回答，背后却折射出一套高度制度化、数据化、甚至带有压迫色彩的管理逻辑。随着视频在网络上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卫工人群体的工作状态、工资待遇、安全保障以及他们所承受的精神压力。网友纷纷评论称，“拿着最低的工资，却戴着最严的监控”；有人将这种电子工牌比作“电子镣铐”，讽刺这是“周扒皮看了都要自愧不如”的现代剥削手段；还有人质疑，所谓“高科技智慧管理”，为何总是优先用在最弱势的群体身上，而不是用于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保障？

面对舆论风暴，运城市城市管理局和环卫中心迅速作出回应。1月22日，官方发布情况通报，试图澄清事实并平息争议。通报中强调，电子工牌是2023年12月起借鉴“先进省市经验”引入的信息化管理工具，主要功能包括SOS紧急求助、自动打卡、作业轨迹记录和工作调度。其初衷是“保障环卫工人安全”——考虑到环卫工人普遍年龄偏大、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在突发疾病或遭遇意外时能一键报警，便于及时救援。同时，系统确实会监测长时间静止状态，但“不存在一不动就罚款”的规定。一旦系统提示异常，片区管理员会前往现场核实情况，判断是否为休息、如厕、身体不适或其他合理原因，而非直接处罚。

然而，官方的解释并未完全消除公众疑虑。多位记者实地采访当地环卫工人后发现，实际情况与官方说法存在明显出入。有工人明确表示：“坐超过20分钟就要扣钱。”还有人透露，上厕所、在树荫下短暂歇脚，甚至因扫雪太累而稍作停顿，都可能触发后台警报，随后面临口头警告或经济处罚。尽管罚款金额未必巨大（有报道称每次扣5到20元不等），但对于月薪仅1800元左右的环卫工人而言，这已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损失。更关键的是，这种“被监视感”带来的心理压力远超金钱本身——他们感到自己不是被尊重的劳动者，而是被严密监控的“任务执行机器”。

进一步分析可见，这场争议的核心并非技术本身，而是技术应用背后的权力结构与价值取向。定位器作为一种中性工具，本可成为提升安全保障的有效手段。但在实际操作中，它却被异化为一种绩效监控与行为规训的装置。管理部门以“规范作业”“提高效率”为名，将劳动过程彻底量化、可视化、标准化，却忽视了环卫工作的特殊性：户外作业受天气、路况、人流等多种不可控因素影响；体力劳动者需要合理的间歇恢复；高龄员工的身体状况本就脆弱，更需弹性空间。当管理逻辑过度依赖数据指标，而缺乏对具体情境的理解与人文关怀时，再“先进”的技术也会沦为冰冷的枷锁。

从法律角度看，该事件也触及了劳动者权益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而《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并取得个人同意。若用人单位在非工作时间持续追踪员工位置，或在未充分告知、未获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实施实时定位监控，可能构成对隐私权的侵犯。此外，《劳动合同法》也要求用人单位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包括休息权、人格尊严等。若因“静止超时”而随意扣薪，且无明确制度依据和申诉机制，则涉嫌违法克扣工资。

值得深思的是，为何此类“智慧管理”屡屡在基层公共服务领域引发冲突？答案或许在于治理理念的错位。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打造“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形象，将技术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却忽略了技术必须服务于人，而非反过来让人适应技术。在环卫、快递、外卖、网约车等低收入、高强度行业中，技术监控往往被优先部署，用以压缩人力成本、提升表面效率，却极少配套相应的福利保障、职业尊重或参与机制。这种“向上负责、向下施压”的管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懒政——用算法代替沟通，用数据代替理解，用惩罚代替支持。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种管理方式正在悄然重塑劳动关系的本质。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至少包含基本的信任与互惠，而如今，在算法的凝视下，劳动者被简化为可追踪、可评估、可优化的数据点。他们的主观感受、个体差异、合理需求被系统自动过滤，只剩下“是否在移动”“是否完成轨迹”“是否超时静止”等冰冷指标。长此以往，不仅会加剧劳动者的异化感与疏离感，还可能抑制其主动性与责任感——既然一切都被监控，那只需机械完成动作即可，无需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城市。

回到运城事件本身，官方虽强调“不存在静止即罚”，但承认“休息不能超过一定时间”且“后台有专人监控”，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隐性的行为控制。即便没有立即罚款，持续的监视本身就会产生自我审查效应——工人不敢多歇，不敢慢走，甚至不敢在寒风中搓手取暖，生怕被系统标记为“异常”。这种心理负担，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可能远大于偶尔的罚款。而那位在接受采访时眼神中流露出的恐惧，正是这种制度性压迫最真实的写照。他不是在撒谎，也不是在夸大，而是在用身体语言诉说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委屈与无力。

那么，这一事件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深刻的启发与教训？

首先，技术治理必须以人为本。任何管理工具的引入，都应以提升劳动者福祉为根本目标，而非单纯追求效率或控制。在部署定位、打卡、轨迹追踪等系统前，必须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与伦理审查，确保其不会侵犯基本人权，尤其要避免对弱势群体造成二次伤害。技术不应成为管理者推卸责任的借口，更不能替代面对面的沟通与人性化的关怀。

其次，制度设计需具备弹性与包容性。环卫工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天气突变、突发事故、身体不适都可能导致作业中断。刚性的“20分钟静止上限”显然不符合现实逻辑。合理的做法应是设定宽泛的作业时段，以任务完成质量而非移动轨迹作为考核标准，并允许工人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安排节奏。真正的“规范作业”，应是建立在尊重专业判断基础上的协作，而非机械服从。

第三，必须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同意权与申诉权。电子工牌的使用规则、数据用途、存储方式、监控范围等信息，应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告知每位工人，并征得其书面同意。同时，应设立独立的投诉渠道，允许工人对不合理处罚提出异议，并由第三方机构进行公正裁决。目前许多基层单位的做法是“先装再说”“默认同意”，这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傲慢。

第四，薪酬与保障体系亟待改善。月薪1800元在2026年的中国已远低于基本生活线，却要求工人在严寒酷暑中高强度作业，还要承受技术监控的压力。这种结构性不公才是问题的根源。若真想体现“人文关怀”，首要任务应是提高工资、缴纳社保、提供防寒防暑装备、设立休息驿站，而非仅仅配发一个带SOS按钮的工牌。安全设备不能替代体面收入，应急按钮也无法弥补日常尊严的缺失。

第五，社会监督与媒体关注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若非那位市民的随手拍摄与网络曝光，这一问题可能继续被掩盖在“高效管理”的光环之下。公众的愤怒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对公平正义的本能捍卫。政府应珍视这种监督力量，将其视为改进工作的契机，而非“抹黑地方形象”的麻烦。开放、透明、回应性的治理，才是现代文明的标志。

展望未来，如何才能做得更好？

一方面，应推动“参与式技术治理”。在引入任何数字化管理工具前，组织环卫工人代表、工会、法律专家、技术伦理学者共同参与方案设计，听取一线声音，将他们的实际需求与担忧纳入系统开发流程。例如，可设置“免打扰时段”（如午休、恶劣天气）、允许手动标记“临时休息”、限制非工作时间的数据采集等。

另一方面，应重构绩效评价体系。从“是否在动”转向“是否干净”“是否安全”“是否满意”。可引入市民满意度调查、路段清洁度抽检、安全事故率等多元指标，减少对过程数据的依赖。真正优秀的环卫管理，应让工人感到被信任、被支持，而非被怀疑、被监视。

更重要的是，全社会需重新认识环卫工人的价值。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是公共环境的第一道防线，其工作强度与社会贡献远未得到相应回报。我们不应只在春节送温暖、在暴雨中点赞，而应在日常制度中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与保障。技术可以先进，但文明的尺度，永远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最弱势的那群人。

最后，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警惕“技术中立论”的陷阱。技术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它的设计、部署、使用都嵌入了特定的权力意志与社会关系。当管理者选择用定位器监控环卫工而非改善其待遇时，他们传递的信号是：你的时间不属于你自己，你的身体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这种逻辑若不加以遏制，终将蔓延至更多行业与人群。唯有坚持“人本科技”原则，将尊严、自由、公平置于效率之上，我们才能避免在追求“智慧”的路上，丢失最基本的温度。

综上所述，山西运城环卫工定位器事件绝非孤立个案，而是当代中国基层治理转型中的一个缩影。它暴露了技术滥用、制度冷漠、权益缺位等多重问题，也呼唤着更具同理心、更富人性化的公共管理范式。未来的城市，不应只有干净的街道，更应有被尊重的劳动者；不应只有精准的数据，更应有温暖的制度。唯有如此，所谓“智慧城市”才不至于沦为“监控之城”，而真正成为人人共享、人人有尊严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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