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两位英国学者重走长征欲纠错，走完才知道自己错的多离谱

2002年秋天，有两个英国人干了件轰动的事。

他俩背着GPS，非要用脚去验证“长征二万五千里”，说这是“历史错误”。

这一路，他俩咬着牙走了384天。

最后测出个打对折的数字，还在西方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

那时候，他们觉得自己用“科学”戳破了传奇。

直到看完那半截皮带，听完那些红军的故事，才明白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01

这两个英国人，一个叫李爱德，是学历史的博士；一个叫马普安，是做新闻的硕士。

俩人在北京待了好几年，工作稳定，收入也不低，日子过得挺舒坦。

2002年的一天，他俩突然脑子一热，冒出个念头：重走红军长征路。

这可不是一时兴起，背后各有各的心思。

李爱德研究中国近代史，对长征这段历史特别着迷，总想亲自去走走。

马普安是记者，职业敏感告诉他，这事儿肯定能搞出大动静，不愁没热度。

俩人凑一块儿合计了半天，拍板决定来真的。

不坐车、不走捷径，完完全全跟着红一方面军的路线，从江西于都走到陕西吴起。

消息一传出去，身边的人都觉得他俩疯了。

这可是一万多公里的路，全是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搞不好连命都得搭进去。

可李爱德和马普安铁了心，谁劝都没用。

他俩干脆辞了工作，掏空了积蓄，还找银行贷了款。

为了这次长征，俩人前前后后准备了3万美元经费，换算成当时的钱，可不是个小数目。

最关键的是，他俩带了一台GPS定位仪。

2002年的时候，这玩意儿还挺稀罕，定位精度在当时算是顶尖的。

李爱德说得很直白，他就是要用现代科技，测测长征的真实距离到底是多少。

在他俩眼里，所谓的“二万五千里”，说不定就是个夸大的数字。

02

出发之前，俩人给自己定了三条铁律，发誓必须严格遵守。

第一条，绝不坐车，除非遇到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事后还得回到坐车的起点，把落下的路补上。

第二条，不走回头路，全程跟着红军当年的行进方向，一直往前冲。

第三条，每天必须用GPS记录路线和里程，这是整个计划的核心，半点不能马虎。

一切准备就绪，2002年10月16日一大早，俩人背着20公斤重的背包，从江西于都正式出发了。

头几天，俩人还挺兴奋，新鲜感十足。

沿途的风景不错，老百姓也特别热情，看见两个老外徒步旅行，都围过来打招呼，觉得挺新鲜。

可这份新鲜感，没持续到一个星期就没了。

各种各样的问题，开始接连冒出来。

马普安本身就有慢性胃病，压根不适合这种高强度的徒步。

走到第十天的时候，他突然开始拉肚子，一天跑十几趟厕所，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李爱德也好不到哪儿去。

水土不服加上饮食不规律，他也跟着腹泻，最严重的时候，连续拉了4天，人都脱水了，站都站不稳。

俩人虽然遭罪，但都咬着牙硬扛。

看着GPS上的数字一天天往上跳，他俩就觉得，所有的苦都没白受。

03

一路磕磕绊绊走到贵州，马普安彻底撑不住了。

他的胃病突然急性发作，疼得在地上打滚，浑身冒冷汗，连话都说不出来。

李爱德吓坏了，赶紧放下背包，搀扶着他，往最近的医院跑。

医生检查完之后，严肃地说，必须住院治疗，至少得休息一个月，绝对不能再高强度徒步了。

马普安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眼泪都快下来了。

这才走了不到三分之一的路程，自己就倒在了半路上，后面的路还怎么走？

李爱德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先安心养病，自己一个人继续往前走。

等他身体好了，再赶过来追上自己。

就这样，李爱德收拾好行囊，独自踏上了剩下的路程。

一个人走，没人打扰，反而更自由，行进速度也快了不少。

李爱德加快了步伐，平均每天能走70多里路，脚步不停歇地往前赶。

他手里的GPS，从来没停过工作，一直不停地记录着路线和数据。

每天晚上扎营之后，他都会认真核对当天的路线，把里程详细记录下来，一点都不马虎。

走到大渡河的时候，李爱德特意停下来，找了当地的一位老人打听情况。

老人告诉他，1935年红军过大渡河的时候，情况凶险得很，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盘旋轰炸，对岸还有重兵把守，子弹像雨点一样打过来。

李爱德站在河边，看着眼前平静的水面，心里满是疑惑。

他实在想象不出来，七十多年前，在这样的绝境里，红军是怎么冲过去的。

04

三个月后，马普安终于出院了。

他在北京休养了一段时间，等身体完全恢复之后，立马动身，赶去追赶李爱德。

俩人最终在四川会合，见面的那一刻，马普安差点没认出李爱德。

眼前的李爱德，瘦了一大圈，皮肤被晒得黝黑，满脸胡子拉碴，穿着沾满泥土的衣服，活脱脱一个流浪汉。

不过，李爱德的精神状态却很好，眼里满是疲惫，但更多的是坚定。

他拿出这三个月记录的数据，给马普安看。

GPS记录显示，这三个月里，他已经走了3000多公里，路程不算短了。

马普安接过GPS，仔细看了看上面的数据，心里默默盘算起来。

按这个速度走下去，走完全程大概也就6000公里出头，连一万公里都不到。

这个数字，和官方说的“二万五千里”（也就是12500公里），差了将近一半。

俩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喜和激动。

他俩觉得，自己可能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大秘密，说不定能颠覆所有人对长征的认知。

从那以后，俩人更加坚定了信念，觉得自己的“科学测量”，一定能揭开所谓的“历史真相”。

05

时间一晃到了2003年秋天，俩人翻越了最后一座高山，进入了整个长征路上最危险的一段——草地。

这段路，是长征中最艰苦、最考验人的地方，稍有不慎就会丧命。

草地看起来平坦开阔，可底下全是沼泽，一脚踩下去，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越挣扎陷得越深，最后被活活吞没。

李爱德和马普安不敢大意，走得小心翼翼，每一步都格外谨慎。

他俩专门找了当地的藏族向导带路，向导的经验丰富，知道哪里能走，哪里不能碰。

向导告诉他俩，1935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这里比现在还要危险，到处都是烂泥塘，连牲口都不愿意往这儿走。

当年红军过草地，很多战士就是不小心陷进沼泽里，再也没能出来，永远留在了这片草地上。

俩人听了向导的话，心里挺不是滋味，有些沉重。

但即便如此，他俩还是严格按照GPS的指引，选择最短、最直的路线前进，丝毫没有变通。

整个草地，他俩走了整整15天。

这15天里，俩人没洗过一次澡，浑身沾满了泥土和草屑，散发着一股牦牛的腥臭味，自己都觉得难闻。

每天晚上，他俩就裹着睡袋，直接躺在草地上，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星，勉强入睡。

有一次，马普安忍不住感慨，要是没有GPS，他俩早就在这片茫茫草地里迷路了，根本走不出来。

李爱德点了点头，心里也清楚，现代科技给了他们巨大的优势。

他想起，1935年的红军，没有GPS，没有详细的地图，只能靠罗盘和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判断方向，难度可想而知。

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坚信，GPS给出的数据是客观的、科学的，不会有错。

在他眼里，数字是不会骗人的，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06

2003年11月，历经384个日夜的艰难跋涉，李爱德和马普安终于走到了终点——陕西吴起镇。

站在终点的那一刻，俩人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384天，风风雨雨，起早贪黑，他们真的走完了这段漫长的路程。

根据GPS的记录，他俩全程走了6100多公里，这个数字，他们记得清清楚楚。

李爱德把所有的数据汇总整理之后，得出了一个精确的数字：6187公里，也就是12374里。

这个数字，比官方记载的“二万五千里”，整整少了一万多里，几乎打了对折。

几天后，俩人接受了西方媒体的采访，把这个“重大发现”公之于众。

记者追问他们，测出的距离和中国官方的数据差这么多，到底该怎么解释。

李爱德信心十足地说，他们用的是GPS，点对点直线测量，这是最科学的方法，他们走的就是红军当年的路线，数据绝对不会错。

马普安也在一旁补充，直言长征根本不是二万五千里，顶多也就一万二到一万三千里，没那么长。

这话一出，现场的记者们都兴奋了，立马捕捉到了大新闻的亮点。

第二天，西方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全是关于这件事的报道。

“不那么长的长征”“中国的长征没有那么长”“二万五千里是政治宣传”，各种各样的标题，看得人眼花缭乱。

短短一个星期，全世界的报纸上，就出现了100多篇相关报道，这件事彻底引爆了舆论。

还有一家印度报纸，特意调侃说，接下来是不是还要说“不那么长的长城”？

一时间，李爱德和马普安成了全球焦点人物，走到哪儿都有人关注。

他俩也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用科学的方法，揭开了历史的真相。

GPS上那串冰冷的数字，在他们眼里，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谁也反驳不了。

可他俩万万没想到，这个所谓的“科学结论”，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让他们后来彻底打脸。

07

2004年，中国的党史研究专家，拿到了李爱德和马普安的路线图。

专家们仔细核对之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两个英国人走的路线，和红军当年的实际路线，差别大得吓人，压根不是一回事。

最明显的差距，就是四渡赤水那一段。

1935年1月到4月，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三省交界处，来回打转了整整三个月。

这三个月里，红军走过了110个地方，辗转腾挪，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把国民党的军队耍得团团转，这也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经典战术。

可再看李爱德和马普安，他俩在同样的区域，只走过44个地方，连红军的一半都不到。

为啥会差这么多？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俩全程靠GPS导航。

GPS只会规划点对点的直线路径，从A点到B点，再从B点到C点，从来不绕弯子，怎么近怎么来。

可红军当年能这么走吗？根本不可能。

红军走的是战争中的行军路线，前面有敌人堵截，后面有敌人追击，两边还有敌人包抄。

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必须不断迂回、佯攻、撤退，走大量的回头路、冤枉路，根本不可能走直线。

说白了，他俩走的是和平年代的“旅游路线”，而红军走的是枪林弹雨中的“求生路线”，压根没有可比性。

08

除了路线迂回的问题，还有一个更要命的差距，就是路的选择。

李爱德和马普安走的路，基本都是大路、公路，甚至有些地方还走了高速公路。

GPS导航系统，本来就会自动选择最优路线，这些路平坦好走，省力气也省时间。

可1935年的红军，走的是什么路？全是小路、山路，甚至是根本没有路的原始森林。

那时候，红军连一张详细的地图都没有，只能凭着老乡的指引，凭着自己的经验，在崇山峻岭中摸索前进。

走错路、走冤枉路，对红军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早就习以为常了。

就说过大渡河之后，红军要穿越泡通岗的原始森林，那段路的艰难，常人根本无法想象。

那片林子里，根本没有路，参天大树遮天蔽日，连太阳都见不到，白天也像晚上一样昏暗。

要是遇上雨天，地面全是泥泞，一脚下去，鞋子都拔不出来，根本迈不开步。

仅仅是18里高的山，红军就走了整整两天，可见难度有多大。

当时，周恩来还是红军的副主席，夜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靠在树上休息，根本没法合眼。

红九军团的司令部参谋林伟，在他的《长征日记》里明确记录，他们当年走的那条线路，总里程超过了三万里，比二万五千里还要多。

可李爱德和马普安呢？他们压根就没走泡通岗的原始森林，而是走了平坦的二郎山公路，全程顺风顺水。

连最危险、最艰难的路段都没走，测出的距离，又怎么可能准确？

09

更关键的一点是，GPS测出的6000多公里，只是平面上的直线距离。

可长征路上，全是高山峡谷、丘陵草地，地形起伏很大，坡度变化也剧烈。

这些在平面地图上看不出来的因素，会让实际行程，远远超过直线距离。

2005年，中国的测绘部门专门做了一次精准测算，就是为了还原长征的真实里程。

工作人员找到了当年红一军团的行军里程表，按照表上记载的每一个地点，在1:10万的地形图上，逐一进行测量。

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他们还根据不同的地形坡度，给平面距离乘上了相应的系数，最大限度还原真实路况。

最后的测算结果出来了：红一军团直属队的行军里程，是9249.5公里，也就是18499里。

大家可别小看这个数字，这只是军团直属队的里程。

直属队主要负责后勤、通讯、保障工作，走的是相对简单、安全的路线，不用频繁作战、迂回。

而那些一线的作战部队，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要提前侦察路况，要四处筹粮，要和敌人打仗，要做群众工作，还要掩护大部队前进，走的路，比直属队多得多。

萧锋将军的长征日记里就有记录，他所在的红一军团，平均每天行军81.3里（约40.6公里）。

而且，这还只是有记录的日子，那些因为作战、迷路等原因，没有记录的行程，还没算进去。

这么一算下来，红军当年走二万五千里，完全是真实可信的，甚至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多。

10

2005年，李爱德和马普安出版了两本书，一本叫《两个人的长征》，还有一本是《红色之旅——384天重走长征路》画册。

书里，他俩详细记录了这384天里的所见所闻，还有一路上的各种经历。

为了写这本书，他俩采访了11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还采访了107位当年的见证人，收集了100多个老百姓口中的红军故事。

正是这些故事，让他俩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彻底改变了之前的想法。

有位老人告诉他们，1935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粮食早就吃完了，很多战士实在饿极了，就吃路边的野草、毒草，最后活活毒死了。

还有的战士，不小心陷进沼泽里，战友们拼命想去救，结果自己也陷了进去，最后两个人一起牺牲在沼泽里，再也没能出来。

另一位老红军回忆说，长征路上，他所在的班，一开始有12个兄弟，大家互相扶持，并肩作战。

可走到陕北的时候，班里只剩下3个人，其他9个兄弟，都永远留在了长征路上。

除了这些故事，最让他俩震撼的，是在博物馆里看到的半截皮带。

这条皮带，是当年一位红军战士留下的，背后藏着一段让人泪目的故事。

过草地的时候，部队断粮断得厉害，战士们实在没东西吃，就把身上的皮带解下来，煮了充饥。

这位战士舍不得把皮带全吃完，就留下了半截，还在上面刻了“长征记”三个字，以此纪念这段艰难的岁月。

看到这半截皮带，上面还留着当年用刀切割的痕迹，李爱德沉默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

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长征的意义，从来都不在于走了多少公里，不在于里程的长短。

那些冰冷的数字，根本无法衡量长征的伟大，无法体现红军的坚韧和勇敢。

11

在《两个人的长征》这本书的结尾，李爱德和马普安写下了一段近乎道歉的反思，坦诚了自己的错误。

他俩承认，长征是一首壮丽的史诗，英勇、牺牲和忍耐，贯穿了整个长征的全过程。

相比于红军取得的成就，相比于长征在历史和文化上的重要地位，距离问题，其实根本无足轻重。

他俩还感慨，当年红军走过的，全是穷山恶水和不毛之地，到处都是绝境。

可如今，那些地方都建起了热闹、繁荣的城镇，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重走长征路，让他们真正认识了一个真实的中国。

他俩坦诚，自己测出的6000多公里，根本不能否定“二万五千里”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数字，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用无数红军战士的鲜血和信念，一点点铸就的，是刻在历史丰碑上的，永远无法磨灭。

他俩走的，只是一条相对平坦的纪念路线，有GPS导航，有充足的物资，有救援保障，不用面对枪林弹雨，不用挨饿受冻。

可红军当年走的，是一条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战争之路，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每一步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GPS可以精准测量距离，却测不出战争的残酷，测不出红军当年面临的绝境。

GPS可以准确记录坐标，却记录不了那些倒在路上的红军战士，记录不了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GPS可以精确计算里程，却计算不出红军心中的信念，计算不出那种不畏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力量。

二万五千里，从来都不是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不是冰冷的数字。

它是红军在刀尖上跳舞，在夹缝中求生，用一步步血脚印，在绝境中踩出来的希望之路。

它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坚韧，这种力量，永远无法用数字衡量，永远值得后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