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为什么我儿子被遗弃在美国街头等死？

Why Is My Son Being Left to Die on the Streets?

2026年1月28日

本文作者玛德琳·蒂尔女士是一位心理治疗师。

我和丈夫在亚伯拉罕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就收养了他，我们相信能给他一个美好的生活。我们叫他艾比，他聪明好奇，长大后成为一个善良受欢迎的青少年，学习成绩优异，还获得了密歇根大学的奖学金。然而，在他高中最后一年，他的行为开始变得让我们无法理解。

阿比撕下墙上的家庭照片，烧掉，他称之为“死亡仪式”。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先知。他偷了我们的车。我们另外两个孩子也住在家里，我们每天醒来都提心吊胆，生怕家里一夜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阿比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但就像很多患者一样，他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生病了。无论是精神科医生的治疗，还是警察的介入，都无法让他相信自己需要帮助。后来他年满18岁，在法律意义上他已经成年，我们对他的影响力也随之消失。

三年过去了，艾比如今流落街头，从停车场到流浪者收容所，在人行道上乞讨几个硬币。他不会回家，甚至连买食物或药品都不肯回家。

每隔几个月，他就会异常反常，然后被送进医院。医生给他服用一些药物，让他暂时平静下来，然后就认定他“病情稳定”、“不会伤害自己或他人”，把他送回街头。在那里，他只能在严寒的冬夜里孤立无援——有时甚至连鞋子和外套都没有。

这并非匿名的城市流浪。它与当地息息相关，发生在他的儿时好友、昔日老师和足球教练的眼皮底下。他们和我们一样，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他。

在一次特别绝望的黑暗时刻，我竟然希望他得的是癌症。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当然也确实如此。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每天都与那些孩子正面临疾病、痛苦和死亡的家庭坐在一起。我美丽的七岁侄女因脑干肿瘤去世。我深知癌症诊断带来的沉重打击，我当然不希望任何人经历这种痛苦，更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遭遇同样的命运。但我亲眼目睹了人们对癌症的反应：他们充满紧迫感、同理心和努力。当有人患上癌症时，总会有人可以依靠，总会有人真心实意地想要帮助他们。我认识的一位女士的女儿完成治疗后，医院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见证她敲响了医院特意准备的庆祝铃，所有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对于那些在又一个残酷的无家可归时期中幸存下来的精神疾病患者来说，没有钟声来纪念他们。他们流落街头，得不到治疗，没有住所，完全处于弱势地位。

自2024年1月1日以来，艾比至少进出过20次医院急诊室。有时我们能及时得知消息，鼓起勇气去看望他。我们知道他会被注射药物，甚至可能意识清醒，但我们也知道他很快就会出院——带着他无法取药的处方、无法安排的预约和无法遵循的医嘱——然后我们又会失去他。在11月的最后一次探望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困惑：“这真是个难题，”他说，那个我们曾经认识的可爱、天真的孩子，在疾病的阴影下短暂地闪耀着光芒。“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没有办法去药房，我甚至连钱包都没有。”

当我向最新一位被指派来处理我们情况的社工询问他那不安全的出院计划时，他只是不屑地耸了耸肩说：“女士，我知道您的感受，但我们无能为力。”

“你知道我的感受吗？”我喊道，尽管我已经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对话。“你是不是有个精神病患者，无家可归，睡在停车场，连自己都活不下去，因为除非他有暴力倾向或濒临死亡，否则没人会帮他？”

HIPAA规则带来了一个残酷的悖论。尽管我们恳求医生们，说儿子的病情让他根本无法照顾自己，但医生们却置之不理。医院管理人员也对我们要求延长治疗期限的紧急邮件和电话置之不理。这一切都打着保护Abi隐私的旗号。

在我们这个绿树成荫、中上阶层郊区的法院，诸如擅闯民宅或猥亵之类的违法行为会被记录在案，但法院发出的传票往往无人理会，最终不了了之。最近，我们恳求警察介入阿比的案件，甚至逮捕他。一位警官回应说：“任何进一步的询问、沟通等事宜，请通过镇检察官办公室办理。” 我早已习惯官僚主义的阻挠，但这简直是缺乏基本人性的表现。

有些天使确实会出现，通常是那些最弱势的人。移民店主会给我们的儿子提供食物或衣物。他们常常对这个国家对待精神疾病的方式感到失望。他们劝我把他送回我们收养他的埃塞俄比亚，因为在那里他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收养儿子时，相信美国会保护他的安全。然而，我们的制度却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置于危险之中，仅仅因为从法律条文上讲，他拥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并不能让他得到照顾，不能保护他，反而会阻止专业人士介入。正如一位精神科医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儿子可能会“带着这些权利死去”。

我们无需回到过去那种规模庞大、虐待成性的精神病院，但法律已经过度偏向个人自主，以至于“不伤害”的原则几乎荡然无存。如果有人病情严重到显然无法自理，就应该允许他被强制入院。一旦被强制入院，就应该能够获得真正的治疗，而不是被保险制度拒之门外——因为保险制度更看重短期稳定而非全面的长期治疗。任由病人流落街头等死，绝非自由。

我最渴望的就是阻止这种恶性循环。我希望精神分裂症能像其他任何危及生命的疾病一样，得到同样的紧迫性、严肃性和持续性的治疗。

我想要那些意志坚定、充满干劲的医生，他们致力于提供真正的医疗服务。我想要那些不按部就班、积极参与的社工。我想要那些不漠不关心的警察。我想要那些明白对一个无法自理生活的人发出传票毫无意义的法官。最后，我想要的是能够帮助患者重拾生活、而不是仅仅把他们赶出医院的出院计划。

我希望我儿子的生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被视为值得挽救的生命。

本文出处：https://www.nytimes.com/2026/01/28/opinion/family-mental-health-homeless-schizophreni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