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上,“老辈子文学”最近很热。回顾过去的一年,广州大学教授张河清在悼友文里写下的“没有人会对一捧土产生情感,直到自己亲手垒起了一座”,农民工安三山在《我的母亲》里写下的“等哪天我扛不动水泥了,就回村里挨着那堆土躺下,没准那时候我再叫妈妈,她就能听见了”,贵州阿姨祝薪雁在短视频中说的“鹅叫得勤,院静得很,偏偏这生,怎么绕,都出不去”,确实都曾感动众多网友。
如果再把视野放宽,这些年来,“矿工作家”陈年喜、育儿嫂范雨素、“外卖诗人”王计兵、曾是快递员的胡安焉等素人写作者,尽管身份、职业、经历都不同,却和这些“老辈子文学”一样,都采用不加修饰的白描手法,表达最朴素、真挚的情感,都属于“新大众文艺”的一部分。
诚然,当下媒介环境翻天覆地式的变革,使得“人人参与、人人表达”成为可能,开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全民共创共享的全新文艺格局。很难想象,在前互联网时代,“老辈子文学”能有这样的流传度和影响力。但是,光谈“情感共鸣”和“草根性”,似乎并不足以解释“老辈子文学”或者说“新大众文艺”的成功。
比如,某些微短剧中盛行的“霸道总裁”和当代“灰姑娘”的俗套人设,同样有非常可观的流量,同样能满足很多观众的情绪价值,但显然无法和“老辈子文学”一样打动人心。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老辈子文学”的横空出世视作技术变革的结果,更应该看到其背后的当代精神文化需求。
那就是,如何重新确立普通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特别是在文艺创作领域中的主体地位。
有很多网友吐槽,当下的国产影视剧里似乎已经难觅真正的“底层”身影。不光主角常常住着大平层,开着豪车,即便是那些出身“普通家庭”的角色,也往往一双眼睛里装满不知世故的天真,整天最操心的事情就是谈情说爱。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就因为许多创作者是在接近、模仿想象中的“普通人”,而不是由真正的普通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在具有纯粹商业、消费属性的文艺作品中,普通人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创造地位,而只有被动的接受地位。
就此而言,“老辈子文学”真正的价值在于,普通人在数字技术赋能下重新拿回了“话语权”,让大家看到了大众创造属于自己的文艺的可能性。回过头来看,乡村田园类短视频博主李子柒、匠艺手工类短视频博主“手工耿”、国潮古风类短视频博主朱铁雄,通过自制小短剧用镜头讲述身边所发生的故事,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都折射出这一趋势。
但是,这种可能性的背后也潜藏着危机。表面上看,如今人人都可以在数字媒体平台上参与创造,然而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参与者都能获得平等的生产和流通的手段。在日常中,互联网会通过算法推荐系统定向推送大众感兴趣的内容,不断迎合观看者的舒适区,营造信息茧房,进而造成新的支配性关系。
换言之,消费属性的文化与“老辈子文学”将会在未来的文艺创作领域形成不可避免的相互竞争关系。去年,农民工刘诗利出现在一个新书发布会的视频曾经爆火网络。“工地大叔爱读书”的故事能有这样的热度,固然令人感到欣喜,但这也恰恰说明,文化领域内真正的“话语权”和广大的普通人之间还存在距离。正如刘诗利所言,“像我这样喜欢去书店的人也很多,可能还是因为外貌上跟‘读书人’有些反差,吸引了网友。”
由此带来的启示或许是,如果普通人不去主动参与和创作,就有可能拱手让出自身本应拥有的主体地位。这里所说的“主动参与”,意思并不是人人都应该去进行写诗歌、写小说、拍视频,而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比如,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能够在去年的电影市场中脱颖而出,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不光是因为电影本身的制作水平,更是因为其独特的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审美。又比如游戏《黑神话:悟空》从《西游记》中汲取灵感,让画面充满中国风情,兼具民族风格与现代意识。
它们的成功证明,只要每一位普通人都能主动表达自我的意志和愿望,就能实现对文化“圈层”的突破,为大众文化领域的发展指明方向。就此而言,“老辈子文学”走红留下的不应该只是“感人”“泪目”,而是对“什么应该成为当代精神文化需求”的深刻思考。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取决于普通人将哪些东西看作是自己在精神世界中所需要的东西,取决于每个人主动的参与和创造。
澎湃首席评论员 李勤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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