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岁张廷玉被抄家，36万两白银被搜出，不久后乾隆：快，还回去

乾隆十五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抄家风暴，打破了桐城张府的宁静。

张廷玉，这位曾辅佐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权倾朝野的汉臣老臣，被人搜出36万两白银。

一时朝堂震动，百官哗然，按常理推断，这样的金额几乎是坐实了贪污大罪，等待他的，恐怕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命运。

但令人不解的是，几日之后，乾隆竟下旨：“快！将所有财物如数归还张府。”

这究竟是为何？

名门少年

清康熙十一年秋，安徽桐城的张宅里传出一声啼哭，张英抚着襁褓中的婴儿，眉间不觉舒展几分，这是他的次子张廷玉。

张家自明末以来，便是桐城一带赫赫有名的书香世家，世代皆有仕人之志，张英身为康熙朝大学士，才望显赫，却从不以权势骄人。

张廷玉自幼便在父亲这般熏陶下成长，耳边听的不是金戈铁马，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圣人教诲。

康熙三十九年，张廷玉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

他的第一份差事，是在刑部侍郎任上，处理一桩山东盐贼劫掠案。

此案牵涉众多、波及南北，被康熙视为重大治安事件，亲自点将张廷玉前往处理。

年纪轻轻的张廷玉肩负重任，却不慌不乱，耐心审案、细致取证，硬是将这宗复杂案件审理得井井有条。

康熙得报后龙颜大悦，当即下旨将他调任吏部侍郎，这不仅是对他的嘉奖，更是一种信任。

在当时的清廷之中，汉臣地位并不稳固，康熙虽推崇汉学，重用汉臣，却始终无法完全打破体制内的满汉藩篱。

许多汉臣即便才学出众，也难以在朝堂上掌握实权，但张廷玉却能一步步往上走，除却父荫之助，更因他那一套“绵里藏针”的为官之道。

在翰林院期间，他一面潜心修撰《明史》，一面在朝堂各项议事中小心谋划，从不抢功，却能精准判断君意。

他很少在朝中树敌，却从不附庸风雅，也不拉拢朋党，满洲权贵们虽对这个沉默寡言的汉臣戒备，却找不出他的半点过失。

朝中文武多议政，张廷玉却总是言语精炼，从不轻言妄语，他的这一份谨慎和沉稳，在康熙晚年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康熙帝在朝数十年，子嗣众多，朝堂之中暗潮涌动，所谓“九子夺嫡”，更是宫廷内外的一场风暴。

张廷玉身处其间，却能如履薄冰而不失节操，既不站边，也不落井下石。

他在关键时刻以一封措辞得体、忠诚为主旨的奏疏，既表明立场，又不招猜忌，康熙见其忠厚可用，便将他留在吏部重用。

雍正心腹

雍正帝继位之初，处境并不轻松，他虽贵为皇四子，却是通过一场扑朔迷离的“遗诏”上位。

朝中风言风语不断，满洲贵胄中对其态度微妙，一时间满汉权衡、宫廷内部人心浮动。

正是在这样的敏感时刻，一个不事张扬、稳重得体的汉臣进入了他的视线，那就是张廷玉。

雍正素有“勤政如命”之誉，他在位十三年，几乎无一日懈怠，手批奏折数以万计，政策推行雷厉风行。

他需要一位能够真正懂他、协助他、分担政务的心腹，而非仅能传令的“臣属”。

张廷玉多年来于吏部操持不怠，政务清明，又因性情沉稳、言辞中肯，渐渐从众多汉臣中脱颖而出。

雍正三年，张廷玉奉旨兼任军机大臣，成为军机处成立后的首批成员之一，自此，他进入真正的核心权力圈。

与鄂尔泰等满臣共事期间，他虽为汉人，却毫不自卑；在政务交锋中，他常以事实服人、不以情绪入事，赢得了雍正帝高度信任。

朝中大小事务，雍正几乎事必躬亲，但张廷玉的奏折却极少有朱批驳回之例。

更令人动容的，是雍正帝对张廷玉的“知遇之恩”已远超职务与俸禄的层面。

雍正晚年，政事繁重，体力不支，他常常于圆明园中召见张廷玉，垂询朝政，或长谈国策。

二人虽为君臣，实则更近于谋主与知己，雍正赏赐张廷玉的频率之高、分量之重，也令满朝文武侧目。

金银器皿、田宅庄园、衣物器玩，无不丰厚，且屡屡亲题诰封、御制诗篇加以鼓励。

张廷玉在此期间并非没有对手，最著名的，当属鄂尔泰。

一个是汉臣代表，一个是满臣权贵，二人同为实权大员，却因政见和背景迥异，常有龃龉。

但不同于鄂尔泰的锋芒毕露，张廷玉在争议中更显沉稳，他不抢功、不讽刺，偶尔失语也自请责罚，久而久之，雍正对他的偏爱愈加明显。

在清朝漫长的历史中，能够“配享太庙”的非皇室大臣屈指可数，多为开国元勋、战功赫赫的满洲将领。

而张廷玉，一介汉臣文官，却在雍正帝生前就被口头允诺“百年之后，得配享太庙”，此为清代仅有、史册罕见之殊荣。

雍正十三年，世宗驾崩，朝堂震动，政局一度动荡，顾命大臣中，张廷玉名列其中，与满洲宗亲共同辅佐太子登基。

他沉着应对，恪守本分，不逾雷池，乾隆即位后，初期亦对他礼遇有加，一度延续父皇旧制，继续倚重这位“汉臣老臣”。

那一年，张廷玉六十有七，官至一品，赐号“勤宣”，可夜宿皇宫，可荣耀的背后，亦藏着危机的火种。

君臣反目

乾隆帝与张廷玉之间的隔阂，起初并非来自政事，而是一种世代更迭的心理冲突。

雍正帝治政严苛，凡事严控，张廷玉早已习惯在他设定的逻辑中言行自如。

但乾隆帝虽亦勤政，却更讲求“威仪”与“自我风骨”，他要的是“臣子听令”，而不是“左右得力”。

张廷玉不觉已年迈，却仍以“顾命老臣”自居，言语中未曾有意，却往往触动乾隆的隐忍与不安。

尤其在几次政务奏对中，张廷玉提出异议，言辞直白，虽然未逾越君臣之礼，却屡屡使乾隆感到“被指导”而非“被辅佐”。

最让乾隆难堪的一次，是在朝会之上，群臣对某项法令议而未决，张廷玉略抬衣袖，语气平淡却清晰地说：“此议前朝已有例可循，无需另改。”

乾隆面无表情地点头，甚至轻言“爱卿所言极是”，但回到宫中，他却彻夜未眠，翻阅旧档，反复批改，最终还是推行了新制。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乾隆十三年，这一年，张廷玉再次上疏致仕，请求告老还乡。

乾隆没有立刻准奏，而是御笔批复：“卿受两朝厚恩，又奉皇考遗命，配享太庙，岂有配享之臣不终其职？”

字字皆是推诿，却也将“太庙”二字再度置于重压之中。

张廷玉不但未退避，反而直奏要求皇帝“给一纸保证”，以证自己身后不失前朝旧恩。

更匪夷所思的是，他在得到乾隆亲笔手谕后，竟只派儿子张若澄入宫谢恩，自身却安坐未动。

乾隆得知此事，震怒非常，立刻下令军机拟旨，令张廷玉翌日进宫面陈，言语虽仍温和，实则杀气腾腾。

圣旨尚未出宫门，张廷玉竟已于天明亲赴内廷请罪，这一行为非但未得乾隆宽宥，反而令他更加心寒。

乾隆心中所想已非单纯的“臣不恭敬”，而是“张廷玉在宫中有耳目，提前得知圣旨”。

他甚至怀疑，军机大臣傅恒、汪由敦与张廷玉暗通消息，于是当即下旨彻查军机处言泄之事。

朝廷风声鹤唳，军机大臣人人自危，张廷玉却仍不动如旧，面色如常。

乾隆看似宽容，实则已开始布局，乾隆十四年冬，张廷玉再次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致仕。

乾隆表面恩准，并赐御诗三章，声称“以慰老臣”，实则暗中命人收集张廷玉家中田产、往来账目，调查其所受赏赐之数。

抄家反转

乾隆十五年夏，桐城张府，一封冷峻的圣旨自京而至，随着旨意抵达，一队御前侍卫和户部官员随之而来，奉命对张廷玉府第进行彻查。

谁也未曾想到，这位曾三朝为官、受皇恩浩荡的老臣，竟迎来了朝廷亲派的“抄家队伍”。

名义上，此次调查针对的是张廷玉的女婿，原任四川学政朱荃。

据查，朱荃于任上有贪赃枉法之嫌，私下贿卖生员、匿母丧不报，违制乱纪。

案情虽不牵涉到张廷玉本人，却因其为亲家，加之朱荃生前常往来张府，乾隆便以“彻查关联”为名，将查办对象扩大至张廷玉全家。

那日正午，抄家官兵进入张宅，张廷玉此时年近八十，已须发皆白，却神情不乱，只命人开门接旨，亲自监督各处开箱点库，不避讳，不回避，不推脱。

几轮清查之后，最终，在张府内库中，查出白银三十六万两，另有金器珍玩若干。

乾隆初闻此讯时，并未惊讶，反而冷笑一声：“好你个文臣清流，藏得倒深。”

他以为，这下终于抓到了张廷玉“真实面目”，足以一击致命。

乾隆未急定罪，而是命人彻查银款来源，查阅账目出入，张廷玉面对突如其来的贪污指控，却从容如常。

接下来的数日，朝中内务府、户部、监察御史轮番调阅张府账本，从京师到桐城，从库银赏赐到私户入账，一笔一划，逐一比对。

结果却令所有人哑口无言，张廷玉所藏之三十六万两，居然全部有据可查。

大部分为康熙、雍正两朝赏赐所得，还有部分为致仕后乾隆所赐的退休银两及岁奉积存，另有张家祖产田租、子孙仕途所得收入。

更让人称奇的是，张府账册之清晰、规制之整洁，竟超过多数朝中官府账簿，年年有目、件件归类。

账目查毕，呈至乾隆案前，乾隆阅毕良久，手中玉笔久久未落。

若执意定罪，势必被天下耻笑“无中生有”；若坦承误判，则颜面扫地，帝王之威何在？

三日后，乾隆亲发圣旨，命内务府将张廷玉所抄之金银、珍宝，悉数原封不动归还，并附赠黄玉印一方、古书三箱，作为“歉意赏赐”。

这场风波，看似尘埃落定，实则是帝王与老臣之间最后一场权力与尊严的较量。

不久之后，张廷玉病逝，乾隆最终还是让他配享太庙。

这场抄家风波，不仅为一代重臣张廷玉画上了沉静的句号，也为世人留下一则警世传奇：最锋利的武器，不是刀剑，而是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