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解雇两名反华官员,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这与特朗普的4月访华之行是否存在关联?
在刚结束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我国代表应约分别与美国财长贝森特、英国财政大臣里夫斯举行了会谈,就中美、中英经贸领域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在中美刚谈完后,特朗普政府随即就调转枪口,先除名了其国内两名反华官员。1月23号,美媒消息就指出,特朗普政府解雇了两名负责应对所谓“中国技术威胁”的关键官员,她们官员均隶属于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下属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办公室(OICTS),该办公室的职责是保护美国免受中国技术发展带来的所谓“冲击”。被解雇的是该办公室主任坎农以及她的副手,这也是涉华美国国家安全问题关键人员被解雇的最新案例。在这之前,特朗普就已经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等涉华事务核心部门展开多轮人事调整,多名涉华强硬派官员相继离职,形成了系统性的人事洗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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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特朗普政府解雇这两人的原因又是什么?首先,在于政策转向的现实需求。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多次释放缓和对华贸易与科技冲突的信号,包括暂停部分对华制裁、批准英伟达H200芯片对华销售等,而这两名官员主导的严苛技术管制措施,与当前“以缓和换利益”的政策基调严重冲突。他们推动的联网车辆进口限制、路由器制造商监管等举措,不仅引发中美经贸摩擦升级,还损害了美国汽车、半导体等行业的商业利益,企业界对其政策的抵触情绪日益强烈,成为特朗普调整人事的重要推力。
其次,这是权力整合与团队“换血”的必然结果,这两名官员属于拜登政府遗留的政策执行团队,其政策理念与特朗普亲信团队存在分歧,且在推进涉华政策时过度强调“安全优先”,忽视成本效益,不符合特朗普“结果导向”的执政风格,解雇他们既能清除异见力量,又能安插亲信,强化对涉华事务的直接管控。
另外,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考量。特朗普需要平衡鹰派与务实派的诉求,通过解雇强硬官员向中国释放缓和信号,为潜在的经贸谈判创造条件,同时规避因政策僵化导致的选民不满,为后续执政积累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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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背后释放出的信号,同样可以简单说三点:其一,说明美国对华政策进入“务实调整期”。特朗普政府不再一味延续此前全面强硬的制裁路线,而是转向“选择性竞争”,在关键技术领域保留安全底线的同时,放松对双方经济利益绑定较深领域的限制,以换取中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对等回应。
其二,科技领域博弈重心发生转移。美国将从“全面封锁”转向“精准管控”,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等核心技术,而对路由器、乘用车等非核心领域的限制可能逐步放宽,这既体现了美国对自身技术优势的维护,也反映出其难以承受全面脱钩的经济代价。
其三,美国政府内部涉华权力格局重塑。特朗普通过人事清洗,削弱了官僚体系中“对华强硬派”的话语权,将涉华政策主导权集中于白宫核心团队,减少部门间内耗,提升政策调整的效率,这可能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周期缩短,灵活性增强,但也可能因缺乏专业制衡而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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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强调一点,之前特朗普就已经公开宣布他将会在今年4月开启访华之行。在他正式登机抵华前,先除名反华官员,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呢?应该说,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是直接且紧密的,这是其为访华营造缓和氛围、扫清政策障碍、确保会晤取得“可见成果”的系统性铺垫动作。毕竟,如果强硬派官员继续主导相关政策,不仅会加剧我们对美国政策诚意的质疑,还可能在访华前出台新的限制性措施,直接破坏会晤的基础,因此解雇他们是清除谈判“绊脚石”的必要操作。
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我国而言,特朗普政府此举虽然为双方在经贸、科技领域的沟通创造了契机,但我国还是需要警惕美国“缓兵之计”背后的深层意图,因为美国肯定还会在关键技术领域维持竞争态势,这意味着访华期间双方在核心利益领域的博弈仍将持续。对此,我国必须在坚持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务实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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