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煤矿工作时和一个女人搭伙过了6年，10年后，我发现她的身份

影子十年

矿区的生活就像那口深不见底的矿井，把白昼压缩成巴掌大小的光斑。李建国在那个地方挖了二十年的煤，又在矿工宿舍搭伙过了六年糊涂日子。现在他五十六岁，坐在县城茶馆里，捏着那张褪色的身份证复印件，手指微微发抖。

“王秀芬。”他念叨这个名字，茶水已经凉透。

茶馆老板娘路过时瞥了他一眼，“老李，又研究你那宝贝复印件呢？”

李建国没抬头，只是将复印件小心地折好，放进胸口内袋。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阴沉的下午，王秀芬收拾了她那只褪色的红布包，站在矿区宿舍门口回头看他。

“建国，我得走了。”

“去哪儿？”他当时刚从井下上来，脸上还挂着煤灰。

王秀芬没回答，只是走过来用袖子擦了擦他额头的黑渍。“灶上温着饭，你的衬衫补好了在床头。”

这是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六个年头的搭伙生活，没领证，没仪式，甚至没问过彼此的过去，就这样在矿区的集体宿舍里过了两千多个日夜。

起初只是矿工间的玩笑：“老李，一个人做饭多麻烦，王秀芬也是一个人，搭个伙呗。”

王秀芬是矿区食堂的帮厨，三十多岁来到矿上，来历不明，但手脚勤快，不多话。李建国妻子早逝，儿子在外地读书，确实需要个人照应。

第一次同桌吃饭，两人隔着半张桌子，全程没说话。后来渐渐习惯了，她会留灯等他夜班归来，他会把每月工资分一份放在灶台上。矿区的人都把他们当成一对，他们也从未否认。

六年里，李建国只问过一次她的过去。那晚他喝了点酒，看着她补衣服的手突然开口：“你从哪儿来的？”

王秀芬的手停了停，针在煤油灯下闪着微光。“南边。”她说。

“家里还有什么人？”

“没了。”她的回答简短得像矿井里的回音。

十年后的今天，李建国退休了，儿子在省城安了家，几次接他去同住，他都推辞了。退休金足够他在县城租个小屋，但他总觉得自己还在等什么。

直到三个月前，他去派出所办理老年证，闲聊时提起想找个人。

“叫啥？有身份证号吗？”民警小张问。

李建国愣住了。他这才意识到，六年朝夕相处，他竟不知道王秀芬的身份证号，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不知道她的老家具体在哪儿。

“只有名字，王秀芬。”

小张在系统里查了查，摇摇头：“叫这名字的太多了，没别的信息查不到。”

那天晚上，李建国翻箱倒柜，在旧工具箱底层找到了当年王秀芬留下的几件东西：一把缺齿的木梳，半管干裂的唇膏，还有一张夹在旧杂志里的临时工作证复印件。

复印件已经很模糊了，照片部分几乎完全褪色，只能依稀辨认出“王秀芬”三个字和一串身份证号的前几位。就是这张纸，成了他三个月的执念。

茶馆门上的风铃响了，李建国抬头，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进来——是矿区老同事赵大勇。

“听说你满世界打听王秀芬？”赵大勇不请自来地坐下。

李建国给他倒了杯茶。“就是想问问，没别的。”

赵大勇压低声音：“老李，有些事过去了就让它过去。王秀芬...她不是一般人。”

“什么意思？”

“你知道她来矿区前是做什么的吗？”赵大勇左右看看，“有人说她丈夫原来是个乡村教师，因为土地纠纷被人害了，她告了三年状，最后...”

李建国的手攥紧了茶杯。

“我也是听说啊，”赵大勇声音更低了，“她来矿区是躲着，那些害她丈夫的人还没罢休。所以她不跟任何人说过去，也不跟任何人深交。能在你这儿待六年，已经不容易了。”

“为什么走？”

赵大勇摇摇头：“不知道。有人说看见她离开那天，矿区来了几个陌生人打听她。”

赵大勇走后，李建国在茶馆坐到打烊。他想起王秀芬总在半夜惊醒，想起她看到警车经过时会下意识躲闪，想起她从不拍照，也不让他拍。

十年前她离开时，他以为只是一次普通的出门。直到三天后不见她回来，才意识到她是真的走了。他没去找，因为矿区的人来来往往是常事，也因为男人那点可笑的自尊。

现在想来，她那句“我得走了”里有多少未言明的告别？

第二天，李建国去了市里的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位中年女警官，听了他断断续续的讲述，沉默了一会儿。

“李师傅，按照规定，我不能随意查询公民信息。但如果您有合理的理由...”

李建国掏出了那张复印件，还有他和王秀芬唯一的一张合影——矿区的集体照，她在最后一排角落，面容模糊。

“她可能遇到麻烦了，”李建国说，“十年前她离开得很突然，我担心...”

女警官接过复印件，端详了很久。“这张复印件是哪里来的？”

“她留下的工作证复印件，夹在一本旧杂志里，我最近才找到。”

女警官的眼神变得复杂：“您知道吗？这上面的身份证号码...格式不对。”

“什么意思？”

“这串数字不符合身份证编码规则。而且，”她指着复印件边缘，“这里有个模糊的水印，看起来像是某个单位的公章。”

李建国突然想起，王秀芬唯一一次主动提及过去，是在一个雨夜。矿区停电，他们点着蜡烛，她看着火苗说：“有时候，人得像蜡烛一样，烧完了就没了，不留下烟，不留下痕迹。”

那时他只当是感慨，现在想来，或许是她对自己人生的注解。

“警官，我不想知道她是谁了。”李建国突然说。

女警官惊讶地看着他。

“如果她用了假身份在矿区生活六年，一定有她的理由。如果她现在还活着，一定希望继续安静地生活。”李建国收起那张复印件，“我只是...只是想知道她是否平安。”

女警官点点头：“我理解。这样吧，您留下联系方式，如果...如果有什么消息，我尽量通知您。”

走出公安局时，天开始下雨。李建国没有打伞，走在雨中，想起矿区宿舍漏雨的屋顶，王秀芬总会用盆接水，水滴声像时钟一样规律。

他突然明白了什么。那六年，对他是搭伙过日子，对她或许是避风港。她需要的不是追问过去的人，而是一个不问过去的地方。

回到县城的小屋，李建国把那张复印件放在烛台上——那是王秀芬留下的唯一一件完整物品。他划了根火柴，火苗舔上纸边。

就在火焰即将吞噬“王秀芬”三个字时，他吹灭了火。纸的边缘已经焦黑，但名字还在。

他把烧损的复印件装进一个信封，在信封上写下：

“给十年后的我，或者永远不需要打开的人。”

有些影子，不需要照亮。有些存在，不需要证明。在深深的矿井里待了大半辈子的李建国，比任何人都明白黑暗的意义——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被挖出来见光，有些就该留在该在的地方，保持它原本的模样。

茶馆老板娘说得对，他不会再研究那张复印件了。但他会在每个雨夜，听着屋檐的滴水声，想起一个用盆接水的女人，和一个不同过去的人共度的六个安静年头。

那两千多个日夜，不因身份的迷雾而褪色，反而因这未解的谜，在他记忆的矿井里，成了永远挖不完的煤层，温暖而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