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林徽因的国徽方案后，网友感叹：审美一绝，落选也是意料之中

1950年国庆前夕，天安门城楼上悬挂起崭新的国徽。

那年10月1日，林徽因站在金水桥边，抬头望着它。

阳光照在金红相间的徽章上，光芒刺眼。

她眯着眼，什么话都没说。

只是静静地看了很久。

谁能想到，一年前的开国大典上，这个位置还是空的。

那次大典，全世界都在看。

国旗升起、礼炮齐鸣，可主席台正中的位置，却挂着一条红底黄字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

不是说好要挂国徽的吗？怎么没了？

其实不是忘了。

是来不及。

1949年9月25日晚上，中南海丰泽园灯光通明。

毛泽东、周恩来召集各界代表，讨论国旗、国歌、国徽方案。

那时候，国旗已经基本定了，五星红旗；国歌也拍了板，《义勇军进行曲》。

可一到国徽，大家都皱起了眉头。

设计稿一张张摆上来，不是太像苏联，就是太复杂，找不到“中国味儿”。

毛主席最后说了句：“国旗先定，国徽可以缓一点。

原小组继续设计，等以后再交给中央人民政府决定。”

这事儿就暂时搁下了。

也正因为如此，那年10月1日，天安门没挂国徽。

只好用那条横幅顶上。

对照今天来看，这确实是个小小的遗憾。

但那时候，没别的办法。

后来，为了尽快搞出一个可行的设计，中央决定再成立两个小组。

一个是张仃带的中央美术学院小组，画功扎实，色彩明快，偏重视觉效果。

另一个，是由梁思成、林徽因带队的清华大学建筑系小组，擅长结构和意义，注重文化传统。

两组人马，几乎是用两种思维在做同一件事。

那时候的林徽因，身体已经很差了。

肺病反复，夜里失眠、咳嗽、呼吸困难。

可她仍然坚持参加设计工作。

有人劝她歇一歇，她笑笑说：“国家的事儿，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耽误。”

她不愿意照搬苏联那套，反而拿出一堆古代器物：玉璧、铜镜、玉环。

她说这才是咱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她画了草图，把玉璧放在中央，五颗星嵌进去，齿轮代表工人，嘉禾代表农民，用红色绶带连起来。

颜色也特别讲究：红和金。

红是喜庆，金是尊贵。

她说：“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过年、办喜事儿用的颜色嘛。”

整个小组都觉得这个方案好。

审美上确实是一绝。

可没过几天，就被否了。

理由很简单：设计太偏重美感，政治性不够。

说白了，太好看了，不够“革命”。

林徽因没说什么，只是默默收起了画稿。

小组没停，继续改。

1950年初，清华小组决定换个思路。

梁思成提议把天安门放进国徽里。

他觉得这个象征最直接，也最有力量。

当时，林徽因正卧病在床。

一听说这个想法，她立刻让朱畅去画天安门的透视图。

不久，她亲自上手修改图稿。

那段时间，梁家成了“设计指挥部”。

图纸、资料堆满屋子，墙上贴满草图，地上铺着设计稿。

林徽因就在床上画，大家轮流把图纸递给她看。

朱畅后来回忆：“她脸色惨白，咳得厉害，可眼里一直有光。”

清华小组总共做了二三十个正式方案，送去政协评审。

直到6月下旬，第二稿终于被选中。

评审那天，中南海怀仁堂，两个方案并排挂着。

委员们来回走动，不断讨论。

有人说中央美院的方案色彩好，有人说清华的更有民族特色。

周恩来来了。

他站在清华的方案前，盯着看了很久。

然后指着图案问朱畅：“这是什么？”

“麦穗。”朱畅答。

周恩来点点头，说：“麦穗这个元素很好。

但能不能再挺拔一点？”

“可以，我们回去就改。”

朱畅赶紧回梁家，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

林徽因一听，马上组织小组改图。

她说：“周总理的意见，必须第一时间落实。”

几天后，新方案送到中南海。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

林徽因特邀出席。

毛泽东提议，全体代表起立，以掌声通过新中国的国徽设计。

那一刻，她站在会议厅里，眼里泛着泪光。

从1949年秋天到1950年夏天，整整九个月。

她带病坚持，反复修改，从最初的玉璧构想到最终的天安门图案，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

第二年国庆，她终于站在天安门下，看着那枚国徽挂在最高处。

她没有说话，只是静静仰望。

参考资料：
梁思成，《梁思成全集·卷四：国徽设计与建筑文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中国建筑》，三联书店，2010年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