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已成火药桶！”达利欧：美国债务周期正从“财务恶化”滑向“内战边缘”

“看着现在发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历史上看过很多次的电影。”

瑞·达利欧（Ray Dalio）用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开场白，以全球宏观投资者的视角宣告：美国已站在系统性风险的悬崖边缘，正从“财务状况恶化”的第五阶段，跨入“内战与革命”的第六阶段。

2026年1月27日，随着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局势的急剧恶化，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发表一篇长文《货币、内战与国际战争、明尼阿波利斯及更多——透视当下》。他不再含蓄，而是指出美国正在他所定义的“债务大周期”中，逼近最危险的临界点。

达利欧所说的“债务周期”，并不仅仅指经济衰退或金融危机，而是一个通常持续数十年的“大周期”。在这一周期中，债务累积、财富集中、政治博弈和社会情绪相互强化，经济周期的终局往往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剧烈重塑。

第五阶段的特征：有毒组合与规则崩塌

“对于《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的读者来说，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正处于大周期中从第五阶段（现有秩序崩溃前）到第六阶段（现有秩序崩溃）的边缘。”

在第五阶段，宏观经济表面仍在运转，但内部张力已经显著上升：财政赤字失控、政府债务高企、贫富差距扩大、政治极化加剧。这就是达利欧描述的“典型的有毒组合”：

• 国家和人民处于糟糕的财务状况；
• 巨大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
• 以及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

在这种环境下，“阶级斗争加剧”，社会秩序开始瓦解，而对立阵营则越来越倾向于将问题归咎于“对方”。

更可怕的是信任成本的极度上升。达利欧描述道：“媒体像义务警员一样疯狂……规则遵循消退，原始战斗开始。”这意味着维持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与契约基础正在动摇

规则遵循消退，原始战斗开始……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是游戏规则，玩脏手段是常态。

有趣的是，这种宏观脆弱性在富裕地区反而更为显著：

“那些贫富差距最大、债务最多、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大的冲突。而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负债最重、贫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城市——例如，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市等城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州。”

而真正危险的，是从第五阶段向第六阶段的转变。达利欧将目光锁定在“过去几天的大事件：在明尼阿波利斯杀害第二名ICE（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抗议者”。

作为宏观投资者，达利欧习惯寻找周期的“标记”。他警告说，这绝非孤立事件，而是秩序从“弯曲”走向“断裂”的信号：

“有人在战斗中死亡是一个标志，几乎肯定意味着进入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历史表明，在巨大冲突时期，联邦制民主国家（如美国）通常会在州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其相对权力发生冲突。”

这标志着解决分歧的系统从有效变为无效。达利欧反复强调，当政府财政空间枯竭（无法通过发债或印钞解决问题）、经济遭遇冲击、而社会分裂又无法通过制度妥协缓解时，冲突就不再停留在语言和选票层面。

“历史表明，在存在巨大贫富差距和糟糕经济状况时，增税和削减开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像是某种类型的内战或革命的领先指标。”

虽然这些判断并不意味着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但在达利欧看来，它们清晰地表明，美国的国家风险溢价（Risk Premium）正处在一个极高区间。他直言：

“美国现在是个火药桶。（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a tinderbox.）”

值得注意的是，达利欧并未将问题简单归因于某一党派或个人。他的核心观点是结构性的：当债务和财富分配问题无法通过渐进改革解决时，政治冲突往往会被推向极端化。

在这种背景下，温和派的影响力逐渐被边缘化，而“赢者通吃”的逻辑开始主导公共讨论。这对商业环境意味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尽管判断严峻，达利欧仍强调，第五阶段并非只有一条通往第六阶段的道路。历史上，也存在通过痛苦但有序的债务重组与改革，避免社会滑入暴力冲突的案例。但他同时坦言，这条道路需要高度的政治共识，而这恰恰是当前资产负债表衰退背景下最稀缺的资源。

终局避险建议：警惕资本管制风险，“当有疑问时，离开”

面对即将到来的“第六阶段：当发生内战时”，这位亿万富翁投资人给出了极其现实的资产保全建议。

“这把我带到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有疑问时，离开（When in doubt, get out）——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你应该在还能走的时候离开。”

达利欧特别强调了这一阶段对“资本安全”的威胁。他警告称，随着危机的深化，资本自由流动的窗口可能关闭：

“历史表明，当情况变坏时，人们想搬到情况不那么糟糕或好的地方，而对于想离开的人来说，大门通常会关闭。对于投资和资金也是如此，因为国家在此时期会引入资本管制和其他措施。”

《货币、内战与国际战争、明尼阿波利斯及更多——透视当下》全文如下：

货币、内战与国际战争、明尼阿波利斯及更多——透视当下
作者：瑞·达利欧
日期：2026年1月27日
对我来说，看着现在发生的一切，就像在看一部我在历史上看过很多次的电影。我是一个全球宏观投资者，我押注未来的方法是通过学习历史教训来理解事物运作的机制。我发现，现在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曾因相同的原因反复发生，理解这些因果关系对我帮助巨大。我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一个阶段，我想把自己学到的有益东西传递下去，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私藏。因此，我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一书中描述了导致货币秩序、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兴衰的典型事件序列。我把这个事件序列称为“大周期”（Big Cycle），因为它规模宏大且持续时间长，通常持续约80年（即大约人的一生）。
上一次这些秩序崩溃是在1930年至1945年期间，那次崩溃导致了1945年战后货币、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的开始，而我们现在正目睹这些秩序的崩溃。我的书中全面描述了可用于识别我们处于大周期哪个阶段的症状以及驱动大周期的力量。最重要的是，我详细列出了通常导致货币秩序、国内政治秩序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崩溃的过程和事件序列，以便人们可以将实际发生的事件序列与该模板中列出的进行比较。
对于该书的读者来说，现在应该很清楚，我们正处于大周期中从第五阶段（现有秩序崩溃前）到第六阶段（现有秩序崩溃）的边缘。
我写那本书的初衷是：1）帮助决策者理解导致崩溃的过程并预防它们；2）帮助人们保护自己免受这些崩溃的伤害。我在做这件事时就意识到，我的解释可能不会对轨迹产生实质性影响。确实没有。尽管如此，鉴于我们现在显然处于从第五阶段（崩溃前）跨越到第六阶段（崩溃）的边缘，而所做的选择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巨大影响，我觉得有必要重申我认为是当下发生事件背后的动态亮点，并明确哪些选择可能导致更好或更坏的结果。为此，我现在将简要分享我在《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写的与当下发生的事情最相关的部分，特别是关于第五阶段（秩序崩溃前时期）如何导致第六阶段（秩序崩溃时期）的亮点。这将允许你将现在发生的事情与我的大周期模板进行比较。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通过实现金融健康所需的金融纪律来修复货币秩序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基于规则的国内政治和国际地缘政治秩序（这对和平解决分歧和民主运作至关重要）能否回归也是令人怀疑的，但这些改善仍然是可能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跨过从第五阶段到第六阶段的悬崖。
以下是书中的摘录，描绘了这幅图景。分享完这些后，我将解释我五年前写的内容如何适用于当前情况（见下文“我们现在的处境”）。
“第五阶段：当存在糟糕的财务状况和激烈的冲突时”
“因为我在第3章和第4章全面涵盖了那个周期，我不在这里详细解释。但要理解第五阶段，你需要知道它紧随第三阶段（和平、繁荣和有利的债务与信贷条件）和第四阶段（过度和颓废开始带来更糟糕的条件）之后。这个过程在最困难和痛苦的阶段——第六阶段——达到高潮，那时国家耗尽了资金，通常会出现革命或内战形式的可怕冲突。第五阶段是随着财务状况恶化而来的阶级紧张局势达到顶峰的时期。不同的领导人、决策者和群体如何处理冲突，对国家是和平地还是暴力地经历所需变革有着重大影响。”
“典型的有毒组合”
“导致巨大内部冲突的典型力量有毒组合包括：1）国家和国家内的人民（或州或城市）处于糟糕的财务状况（例如，拥有巨额债务和非债务义务）；2）该实体内部存在巨大的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3）严重的负面经济冲击。”“这种汇合通常会带来混乱、冲突，有时甚至是内战。”
“要拥有和平与繁荣，一个社会必须拥有惠及大多数人的生产力。平均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受苦民众的比例及其力量。”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基础广泛的生产力和繁荣，风险就会上升。
成功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创造的债务和货币被用于产生生产力收益和有利的投资回报，而不仅仅是被分发出去而没有产生生产力和收入收益。如果它被分发出去而没有产生这些收益，货币将会贬值到政府或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剩下多少购买力的地步。
历史表明，在产生基础广泛的生产力收益和超过借贷成本的投资回报的项目上进行借贷和支出，会导致生活水平提高且债务得到偿还，所以这些是好的政策。
“历史表明且逻辑也通顺，在各级教育（包括职业培训）、基础设施和产生生产性发现的研究上进行良好投资非常有效。例如，大型教育和基础设施计划几乎总是能得到回报（例如，在唐朝和许多其他罗马帝国、倭马亚哈里发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日本的明治维新等），尽管它们有很长的交付周期。事实上，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使是由债务融资的，也是几乎所有帝国崛起背后的基本要素，而这些投资质量的下降几乎总是帝国衰落背后的要素。如果做得好，这些干预措施可以超过抵消典型的有毒组合。”在第五阶段，这并没有发生。
所有这些都使经济更容易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经济冲击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包括泡沫破裂、自然灾害（如流行病、干旱和洪水）以及战争。它创造了一个金融压力测试。压力测试时存在的金融状况（以收入相对于支出和资产相对于负债来衡量）是减震器。收入、财富和价值观差距的大小是系统脆弱程度的最佳指标。”
当金融问题发生时，它们通常首先打击私营部门，然后是公共部门。因为政府永远不会让私营部门的金融问题搞沉整个系统，所以政府的金融状况最重要。当政府耗尽购买力时，就会发生崩溃。但在通往崩溃的道路上，会有很多对金钱和政治权力的争夺。
“通过研究50多场内战和革命，很明显，内战或革命最可靠的单一领先指标是政府财政破产加上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是因为当政府缺乏财政权力时，它无法在财政上拯救那些政府需要拯救以维持系统运行的私营部门实体（就像大多数政府，以美国为首，在2008年底所做的那样），它买不到它需要的东西，也付不起钱让人做它需要他们做的事。它失去了权力。”
“处于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也是丧失借贷和消费能力的领先指标（这是进入第六阶段的触发因素之一），是政府拥有巨额赤字，产生的债务超过了除政府自己的中央银行以外的买家愿意购买的数量。当不能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增税和削减开支，或者当那些能印钞的政府印了大量钞票并购买大量政府债务时，这个领先指标就会亮起。更具体地说，当政府耗尽资金（通过运行巨额赤字、拥有巨额债务且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时，它的选择有限。它可以要么大幅增税和削减开支，要么印大量钞票，这会使其价值贬值。那些有权印钞的政府总是这样做，因为这是一条痛苦小得多的道路，但这导致投资者逃离正在被印制的货币和债务。那些不能印钞的政府不得不增税和削减开支，这迫使有钱人逃离该国（或州或城市），因为支付更多税款和失去服务是不可容忍的。如果这些不能印钞的实体在其选民中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些举动通常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内战/革命。”
“那些贫富差距最大、债务最多、收入下降最严重的地方（城市、州和国家）最有可能发生最大的冲突。有趣的是，美国那些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最高的州和城市，往往也是负债最重、贫富差距最大的州和城市——例如，旧金山、芝加哥和纽约市等城市，以及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州。”
“面对这些情况，必须削减开支或以某种方式筹集更多资金。下一个问题变成了谁将为修复它们买单，是‘富人’还是‘穷人’？显然，不能是穷人。对于最贫穷的人来说，削减开支是最不可容忍的，因此需要对那些负担得起的人征收更多的税，发生某种形式的内战或革命的风险就会增加。但是，当富人意识到他们将被征税以支付偿债服务和减少赤字时，他们通常会离开，导致空心化过程。目前这正在推动美国一些州向其他州的人口流动。如果发生糟糕的经济状况，这会加速该过程。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驱动了税收周期。”
“历史表明，在存在巨大贫富差距和糟糕经济状况时，增税和削减开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像是某种类型的内战或革命的领先指标。”
“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从混乱和不满中走出来的领导人，个性强硬、反精英，并声称要为普通人而战。他们被称为民粹主义者。民粹主义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吸引那些觉得自己的关切没有得到精英阶层解决的普通人。它通常在存在财富和机会差距、来自国内外不同价值观者的感知文化威胁，以及处于权力地位的‘建制派精英’没有为大多数人有效工作时发展起来。当这些条件引起普通民众的愤怒，希望那些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成为他们的斗士时，民粹主义者就会上台。民粹主义者可以是右翼的，也可以是左翼的，比温和派极端得多，并且倾向于诉诸普通人的情感。他们通常是对抗性的而不是合作性的，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性的。这导致了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因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发生大量争斗。在他们领导下发生的革命的极端程度各不相同。例如，在1930年代，左翼民粹主义表现为共产主义，右翼表现为法西斯主义，而在美国和英国则发生了非暴力的革命性变革。四个民主国家变成了独裁国家。最近，在美国，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是向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变，而伯尼·桑德斯、伊丽莎白·沃伦和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左翼民粹主义的受欢迎程度。许多国家都有向民粹主义发展的政治运动增加的趋势。”
“将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作为标志来观察。民粹主义和两极分化越严重，一个国家在第五阶段就走得越远，离内战和革命就越近。在第五阶段，温和派成为少数。在第六阶段，他们不复存在。”
“阶级斗争”
“在第五阶段，阶级斗争加剧。这是因为，作为一条规则，在困难和冲突增加的时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以刻板的方式将人看作一个或多个阶级的成员，并将这些阶级视为敌人或盟友。在第五阶段，这一点开始变得更加明显。在第六阶段，这变得危险。”
“第五阶段的一个典型标志（在第六阶段会增加）是对其他阶级的人进行妖魔化，这通常会产生一个或多个替罪羊阶级，他们被普遍认为是问题的根源。这导致了排斥、监禁或消灭他们的驱动力，这发生在第六阶段。种族、人种和社会经济群体经常被妖魔化。这方面最典型、最可怕的例子来自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犹太人被指责并迫害，几乎被视为德国所有问题的根源。在英国，天主教徒在无数压力时期（如光荣革命和英国内战）被妖魔化并成为替罪羊。富有的资本家通常被妖魔化，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赚钱的人。妖魔化和寻找替罪羊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典型症状和问题。”
“公共领域真相的丧失”
“由于媒体的扭曲和宣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这种情况随着人们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情绪化和政治动机化而增加。”
“在第五阶段，那些在战斗中的人通常与媒体合作，操纵人们的情绪以获得支持并摧毁反对派。换句话说，左翼媒体人与左翼其他人联手，右翼媒体人与右翼其他人联手进行肮脏的斗争。媒体像义务警员一样疯狂：人们经常在媒体上受到攻击，基本上被审判并定罪，他们的生活在没有法官和陪审团的情况下被毁掉。1930年代左翼民粹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的一个共同举动是控制媒体并建立‘宣传部长’来指导它们。他们制作的媒体明确旨在让民众反对政府认为的‘国家敌人’的群体。民主管理的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创建了一个‘信息部’来传播政府宣传，领先的报纸出版商如果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以赢得宣传战，就会被政府提升，如果不合作就会被中伤和受苦。革命者在各类出版物中也做了同样的扭曲事实的事情。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者经营的报纸推动反君主制和反宗教情绪，但当这些革命者获得权力时，他们在恐怖统治期间关闭了持不同政见的报纸。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和民粹主义思想时期，打倒精英的故事是受欢迎且有利可图的，尤其是那些在右倾媒体中打倒左倾精英的故事，以及在左倾媒体中打倒右倾精英的故事。历史表明，这些活动的显著增加是第五阶段典型的问题，当与施加其他惩罚的能力相结合时，媒体就变成了强大的武器。”
“规则遵循消退，原始战斗开始”
“当人们热情支持的事业对他们来说比决策系统更重要时，系统就处于危险之中。只有当规则和法律非常清晰，而且大多数人足够重视在其中工作，以至于他们愿意妥协以使其良好运作时，规则和法律才有效。”
“如果这两者都不够完美，法律体系就处于危险之中。如果竞争各方不愿意尝试彼此讲道理，不愿意为了整体福祉而文明地做出决定（这将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想要的东西，并且可能在战斗中赢得这些东西），那么就会发生一种内战，将考验相关各方的相对权力。在这个阶段，不惜一切代价获胜是游戏规则，玩脏手段是常态。在第五阶段后期，理性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激情。”
“当获胜成为唯一重要的事情时，不道德的战斗会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有力。当每个人都有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没有人能在任何事情上达成一致时，系统就处于内战/革命的边缘。”
“这通常以几种方式发生：在第五阶段后期，法律和警察系统被能够控制它们的人用作政治武器是很常见的。此外，私人警察系统形成——例如，暴徒殴打人并夺走他们的资产，以及保镖保护人们免受这些事情的伤害。例如，纳粹党在上台前组建了一个准军事翼，当纳粹掌权时，它变成了一支官方力量。1930年代短命的英国法西斯联盟和美国的3K党实际上也是准军事组织。这种情况很正常，所以把它们的发展看作是向下一阶段移动的标志。”
“在第五阶段后期，抗议活动越来越多，而且变得越来越暴力。因为在健康的抗议和革命的开始之间并不总是有清晰的界限，当权领导人经常在如何允许抗议而不给予被感知的反抗系统的自由之间挣扎。领导人必须很好地处理这些情况。当示威活动开始演变为革命时，就会出现典型的两难境地。给予抗议自由和镇压抗议对领导人来说都是冒险的道路，因为任何一条道路都可能导致革命变得强大到足以推翻系统。没有系统允许人们推翻系统——在大多数系统中，试图这样做是叛国罪，通常可判处死刑。尽管如此，革命者的工作就是推翻系统，所以政府和革命者互相试探，看看底线在哪里。当广泛的不满情绪冒泡，当权者允许其增长时，它可能会沸腾到当他们试图盖上盖子时就会爆炸的程度。第五阶段后期的冲突通常会积聚到一个高潮，触发暴力战斗，标志着过渡到历史学家标记为正式内战时期的阶段，我在大周期中将其认定为第六阶段。”
“有人在战斗中死亡是一个标志，几乎肯定意味着进入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这将持续到赢家和输家被明确确定为止。”
“这把我带到了我的下一个原则：当有疑问时，离开（When in doubt, get out）——如果你不想卷入内战或战争，你应该在还能走的时候离开。”
“这通常是在第五阶段后期。历史表明，当情况变坏时，人们想搬到情况不那么糟糕或好的地方，而对于想离开的人来说，大门通常会关闭。对于投资和资金也是如此，因为国家在此时期会引入资本管制和其他措施。”
“越过从第五阶段（存在非常糟糕的财务状况和激烈的内部和外部冲突）到第六阶段（发生内战）的界限，发生在解决分歧的系统从有效变为无效的时候。换句话说，它发生在系统已无法修复、人们彼此使用暴力、领导层失去控制的时候。”
“当一个人处于第五阶段（就像现在的美国）时，最大的问题是系统在崩溃前会弯曲多少。”“民主制度允许民众做几乎任何他们决定做的事情，会产生更多的弯曲，因为人们可以改变领导层，并且只能责怪自己。民主也被证明在巨大冲突时期会崩溃。民主需要共识决策和妥协，这需要许多持有对立观点的人在系统内良好合作。这确保了拥有重要选民基础的政党可以被代表，但像所有拥有广泛不同观点（甚至可能彼此不喜欢）的人组成的大型委员会一样，决策系统效率低下。”2000多年前，柏拉图的《理想国》很好地描述了民主是如何崩溃的；它可以作为描述现在发生的事情的评论，所以这没什么新鲜的。
“民主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它们产生如此分裂和对抗的决策，以至于它们可能变得无效，这导致糟糕的结果，进而导致由民粹主义独裁者领导的革命，这些独裁者代表了大部分希望有一个强有力、有能力的领导人来控制混乱并使国家为他们良好运作的民众。”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历史表明，在巨大冲突时期，联邦制民主国家（如美国）通常会在州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其相对权力发生冲突。那将是一个尚未在美国大量出现的值得关注的标志；它的发生将标志着向第六阶段的持续发展。”显然，在2026年，这正在发生，而且可能会加剧。
“第五阶段是一个接合点，一条路可能导致内战/革命，另一条路可能导致和平，理想情况下是繁荣的共存。显然，和平与繁荣的道路是理想的道路，但它是更难实现的道路。那条道路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他有能力团结大多数人（而不是极化他们），并让他们做困难的事情来纠正问题，使国家再次强大。那些领导人，即柏拉图所说的‘仁慈的暴君’，将对立双方聚集在一起，做重塑秩序所需的困难事情，使其以大多数人认为公平的方式良好运作（即，以惠及大多数人的方式高效生产）。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很少。第二种类型是‘强大的斗士’，带领国家通过内战/革命的地狱。”
“第六阶段：当发生内战时”
“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所以与其假设‘这不会发生在这里’（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人在长期没有经历过内战后都会这么假设），不如警惕它们，并寻找标志来表明一个人离它有多近。”
“虽然我可以研究无数个例子来了解它们是如何运作的，但我选择了以此为信念的最重要的29个，如下表所示。我将这一组分为对系统/政权产生重大变化的和没有产生的。例如，美国内战是一场非常血腥的内战，未能推翻系统/秩序，所以它位于表底部的第二组，而那些推翻了系统/秩序的位于顶部。这些分类当然是不精确的，但再一次，如果不坚持精确，我们就不会让不精确阻碍我们看到如果坚持精确就看不到的东西。这些冲突中的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都是以本节描述的原型方式发生的。”
“内战打破系统并不得不建立新系统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内战。这确立了共产主义内部秩序，该秩序最终在1980年代末进入第五阶段，导致其试图在系统内进行革命性变革——称为改革（即重组）——这失败了，随后是1991年苏联秩序的崩溃。共产主义国内秩序持续了74年（从1917年到1991年）。那个秩序被现在统治俄罗斯的新系统/秩序所取代，该系统/秩序在旧秩序崩溃后，是以我在本章前面解释第一和第二阶段时描述的典型方式建立的。”
“另一个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是三年革命（1866-69）的结果，发生的原因是日本人对外部世界封闭并未能进步。美国人强迫日本人开放，这促使一个革命团体在战斗中对抗并击败了统治者（由军事幕府将军领导），这导致推翻了当时由四个阶级——军人、农民、工匠和商人——统治日本的内部秩序。这个由传统人士管理的旧日本秩序极端保守（例如，禁止社会流动），被相对进步的革命者所取代，他们通过恢复现代化天皇的权力改变了一切。在这一时期早期，有许多劳资纠纷、罢工和骚乱，这些都是由贫富差距和糟糕经济状况的典型触发因素造成的。在改革过程中，领导层为男孩和女孩提供普及小学教育，采用资本主义，并向外部世界开放国家。他们利用新技术做到了这一点，这导致他们变得非常有竞争力并获得财富。”
“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做正确的事情以产生革命性有益改善的案例，就像有许多革命者做错事给他们的人民带来数十年可怕痛苦的案例一样。顺便说一句，由于其改革，日本继续经历了作为大周期典型阶段的发展。它变得非常成功和富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颓废、过度扩张和分裂，经历了经济萧条，并打了昂贵的战争，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典型的消亡。它的明治秩序及其典型的大周期持续了76年，从1869年到1945年。”
“内战和革命不可避免地发生，以从根本上改变内部秩序。”
“它们包括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全面重组，包括债务、金融所有权和政治决策的完全重组。这些变化是需要做出无法在现有系统内做出的重大变化的自然结果。几乎所有系统都会遇到它们。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系统都使某些阶级的人受益而牺牲其他阶级，这最终变得不可容忍，以至于发生战斗以确定前进的道路。当财富和价值观的差距变得非常大，并且随后出现糟糕的经济状况，使得系统对很大一部分人不起作用时，人们就会为改变系统而战。那些在经济上受苦最深的人将为从那些拥有财富和权力并从现有系统中受益的人那里获得更多财富和权力而战。自然，革命者想要从根本上改变系统，所以自然他们愿意打破当权者要求他们遵守的法律。这些革命性变化通常通过内战暴力发生，尽管如前所述，它们也可以在不推翻系统的情况下和平发生。”
“内战时期通常非常残酷。通常，早期这些战争是强有力且有序的权力斗争，随着战斗和情绪的加剧，双方为了获胜不择手段，残酷程度出乎意料地加速，以至于第六阶段内战和革命中实际发生的残酷程度在第五阶段会被认为是难以置信的。精英和温和派通常逃离、被监禁或被杀害。阅读内战和革命的故事，如西班牙内战、俄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让我毛骨悚然。”
“它们是如何发生的？早些时候我描述了导致越过界限进入第六阶段的第五阶段动态。在这个阶段，所有这些都大大加剧。我会解释。”
“内战和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如前所述，建立财富和财富差距的周期导致极小比例的人口控制异常大比例的财富，最终导致贫穷的大多数通过内战和革命推翻富有的少数。这发生的次数超乎想象。”
“虽然大多数典型的内战和革命将权力从右翼转移到左翼，但许多也将财富和权力转移到右翼，并远离左翼。然而，这种数量较少，而且它们是不同的。它们通常发生在现有秩序滑入功能失调的无政府状态，很大一部分人口渴望强有力的领导、纪律和生产力时。从左翼向右翼革命的例子包括1930年代的德国、西班牙、日本和意大利；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1976年阿根廷政变，军事委员会取代伊莎贝尔·贝隆；以及导致1851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政变。我检查的所有这些案例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像左翼的一样，这些新的内部秩序在产生基础广泛的经济成功时就成功了，没有时就失败了。因为广泛的经济繁荣是新政权成功或失败的最大原因，长期趋势是既有更大的总财富又有更广泛的财富分配（即，普通人有更好的经济和健康结果）。当一个人处于并经历大周期的一部分时，很容易忽略这幅大图景。”
“通常，领导内战/革命的人是（现在仍然是）来自中产阶级背景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例如，法国大革命的三位关键革命领袖是乔治-雅克·丹东，一个在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律师；让-保罗·马拉，一个在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医生、科学家和记者；以及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也是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律师和政治家。这场革命最初得到许多自由派贵族的支持，如拉法耶特侯爵，他们是在中等富裕家庭长大的。同样，俄国革命的领导人是学习法律的弗拉基米尔·列宁，和在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家庭长大的列昂·托洛茨基。如果你想寻找未来的革命者，你可以关注那些拥有这些品质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通常从想要改变系统使其更公平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演变为一心想不惜一切代价获胜的残酷革命者。”
“虽然在经济困难时期拥有巨大的贫富差距通常是冲突的最大来源，但总有其他冲突原因加在一起，导致对领导层和系统的大量反对。通常，在革命中，怀有这些不同不满的革命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性变革；虽然他们在革命期间看起来很团结，但在赢得革命后，他们通常会因问题和权力而相互争斗。”
“如前所述，在周期的内战/革命阶段，当权政府几乎总是极度缺乏资金、信贷和购买力。这种短缺产生了从拥有金钱的人那里攫取金钱的欲望，这导致拥有财富的人将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和资产中，这导致政府通过实施资本管制——即控制向其他司法管辖区（例如其他国家）、其他货币或更难征税和/或生产力较低的资产（例如黄金）的转移——来阻止这些转移。”
“更糟糕的是，当出现内部混乱时，外国敌人更有可能挑战该国。这是因为国内冲突导致脆弱性，使外部战争更有可能发生。内部冲突分裂了国家内部的人民，对他们来说是财政负担，并需要分散注意力，使领导人没有时间处理其他问题——所有这些都造成了外国势力可以利用的脆弱性。这就是为什么内部战争和外部战争倾向于紧随其后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包括：情绪和脾气高涨；在这种时候上台的强硬民粹主义领导人天生好斗；当存在内部冲突时，领导人发现来自外部敌人的感知威胁可以将国家团结起来支持领导人，所以他们倾向于鼓励冲突；被剥夺导致人们/国家更愿意为他们需要的东西而战，包括其他国家拥有的资源。”
“几乎所有的内战都有一些外国势力参与，试图影响结果以使其受益。”
“内战和革命的开始在发生时并不清晰，尽管当一个人深陷其中时它们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历史学家为内战的开始和结束指定了日期，但它们是任意的。事实是，当时几乎没人知道内战已经开始或已经结束，但他们知道自己身处其中。例如，许多历史学家将1789年7月14日定为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日子，因为暴徒袭击了一个名为巴士底狱的军火库和监狱。但当时没人认为那是法国大革命的开始，也不知道那场内战和革命会变得多么可怕和残酷。虽然人们可能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但人们可以拥有不精确的标志来帮助自己定位所处的位置，看到自己正在移动的方向，并了解下一阶段会是什么样子。”
“内战极其残酷，因为它们是你死我活的战斗。每个人都是极端分子，因为每个人都被迫选边站并战斗——而且温和派在拼刀子的战斗中会输。”
“至于什么类型的领导人最适合内战和革命，他们是‘鼓舞人心的将军’——那些足够强大以召集支持并赢得他们必须赢得的各类战斗的人。因为战斗是残酷的，他们必须足够残酷以不惜一切代价获胜。”
“历史学家标记为内战时期的时间通常持续几年，并决定正式的赢家和输家，这通过谁能占据首都的政府大楼来传达。但像开始一样，内战/革命的结束并不像历史学家传达的那样定义清晰。巩固权力的战斗在正式内战结束后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虽然内战和革命通常极其痛苦，但它们往往导致重组，如果做得好，可以为未来改善的结果奠定基础。内战/革命后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取决于接下来的步骤如何处理。”
（摘录结束）。
我们现在的处境
现在让我们关注过去几天的大事件：在明尼阿波利斯杀害第二名ICE（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抗议者。看起来正在发生的两个从第五阶段通过第六阶段的典型标志是：“有人在战斗中死亡是一个标志，几乎肯定意味着进入下一个更暴力的内战阶段，这将持续到赢家和输家被明确确定为止”和“历史表明，在巨大冲突时期，联邦制民主国家（如美国）通常会在州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其相对权力发生冲突。”
美国现在是一个火药桶。根据最新的PBS News/NPR/Marist民意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30%）表示，为了让国家重回正轨，人们可能不得不诉诸暴力。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9月-10月）发现，85%的美国成年人承认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在美国正在增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一项分析发现，从2016年到2024年，有21起党派政治攻击或阴谋，而在2016年之前的25年多里，此类事件只有两起。这大约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出于政治动机的阴谋/攻击增加了十倍。美国的枪支比人还多，许多人都有暴力倾向。当然，中央政府与明尼苏达州（以及其他州政府）之间的冲突很糟糕，而且看起来可能会变得更糟。世界看到了明尼阿波利斯两名反对特朗普ICE倡议的反对者被杀，现在正在关注哪一方会退缩。许多人正在等待看特朗普总统是否会继续战斗，我认为这将冒着把我们推向更清晰的内战边缘的风险，或者他是否会尝试通过呼吁和平，承诺并表明司法系统将适当处理枪击事件，并削减ICE活动，从而把我们从边缘拉回来。（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说政府将审查杀戮事件，ICE不会永远留在明尼阿波利斯。）虽然他的选择将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产生巨大影响，包括可能点燃火药桶，但无论如何，重要的是要在驱动大周期的所有力量和事件的背景下看待发生的一切。无论在这个明尼阿波利斯案例中发生什么，这些都是正在演变并决定大周期将如何发展的巨大力量。
“结论”（摘自《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我对历史的研究教会我，除了进化之外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在进化中有像潮汐一样涨落的周期，很难改变或对抗。为了很好地处理这些变化，必须知道自己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并知道应对它的永恒和普遍原则。随着条件的变化，最好的方法也会改变——即，什么是最好的取决于环境，而环境总是像我们刚才看到的那样在变化。出于这个原因，僵化地认为任何经济或政治系统总是最好的都是错误的，因为肯定会有那个系统不适合手头情况的时候，如果一个社会不适应，它就会死亡。这就是为什么不断改革系统以良好适应是最好的。对任何系统的测试仅仅是它在交付大多数人想要的东西方面运作得如何，这是可以客观衡量的，我们可以做到并将继续这样做。话虽如此，历史给我们最响亮、最清晰的教训是，熟练的合作以产生富有成效的双赢关系，既把蛋糕做大又分好，让大多数人快乐，比为了财富和权力打内战导致一方征服另一方要更有回报，痛苦也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