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名单人数为何连续两年下降？最高法回应

2026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悄然揭示了中国司法执行领域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新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33.98万人次，但同时，通过信用修复机制重新回归社会经济活动的却达到了266.96万人次。

这是连续第七个季度，“出来的人”多于“进去的人”。这一关键数据的逆转，标志着我国围绕“执行难”的攻坚战，已从单纯依靠高压惩戒，迈入了“精准惩戒、鼓励修复、系统治理”的新阶段。

最高法联合最高检、公安部出台专门意见，去年共有4461人因触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法律利剑始终高悬。

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总量，在2024年首次下降后，2025年再次下降。这是否意味着法院执行的“牙齿”变钝了？社会上的“老赖”变少了？

面对这一疑问，最高法执行局副局长邵长茂的回应直指核心：这非但不是强制力的削弱，反而是治理科学化、精准化的胜利。他用“严进宽出、分类施策”八个字，概括了这场执行理念的深刻转型。

“我们坚决防止失信惩戒的泛化和滥用。”邵长茂强调。过去，部分法院存在为追求结案率和威慑力，将那些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属于“失能”而非“失信”的债务人一并纳入“黑名单”的情况。这既违背了法治精神，也扼杀了债务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如今，人民法院严格区分“无力履行”与“有钱不还”。

2025年，全国法院执行案件受理量增长了15.43%，但新纳入失信名单的人数却逆势减少了11.7万人次。

这意味着大量因经营失败、意外变故而暂时陷入困境的“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被挡在了失信名单之外，获得了喘息和重生的机会。

如果说“严进”体现了司法的理性与温度，那么“宽出”则构建了激励守信的正向循环。

对于已经进入名单，但能积极筹措资金、主动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法院会第一时间启动信用修复程序，将履行信息同步推送给市场监督、金融、交通等各联合惩戒单位，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经营、出行、融资等权利。

“惩戒不是目的，促进自动履行、维护胜诉权益才是根本。”邵长茂指出。这一“惩戒—履行—修复”的闭环设计，让法律制裁从“一棍子打死”的终点，变成了督促履行、改过自新的起点。

266.96万人次的信用修复，背后是同等数量市场主体或个人社会活力的重启。

人民法院将失信行为科学划分为**轻微、一般、严重**三个等级。

对于情节轻微、或因一时困难暂时无法履行但有强烈还款意愿的债务人，法院可依法给予一定的“惩戒宽限期”或暂停部分惩戒措施。这体现了“过惩相当”的法治原则，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给予债务人自力更生、清偿债务的机会。

“失信名单人数下降，是惩戒更精准、执行更有效、治理更科学的必然结果。”邵长茂总结道。但他也严正警告，对于真正“有钱不还”、恶意转移资产、对抗执行的“老赖”，人民法院的打击锋芒只会更锐利，高压态势只会更强。“严惩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的态势不会减弱只会增强。”

面对花样翻新的逃债手段，人民法院的查控能力也在同步进化。

最高法执行局副局长毛立华介绍，针对利用虚拟货币、境外资产等新型方式隐匿财产的行为，法院已与公安部等十余家单位深化协作，在“查人找物”上实现了17项新突破，在联合惩戒上取得36项新进展。天罗地网正在不断加密，让“老赖”的隐匿空间越来越小。

毛立华特别列举了几类当前重点打击的拒执犯罪行为：除了传统的转移财产、虚假和解，还包括利用虚假离婚分割财产、通过亲属账户走账、不如实报告财产等更具隐蔽性的手段。

他举例，有公司在诉讼期间偷偷拆卖被抵押的核心设备，有个人在判决后立即办理“假离婚”将房产过户给配偶，还有企业为逃避支付工资，弃用被法院冻结的账户，改用其他隐秘渠道收款。这些行为一经查实，均已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尤其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涉民生案件中，对于情节恶劣的拒执行为，我们将重拳出击，坚决捍卫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毛立华的表述掷地有声。

最高法的这份成绩单，清晰地勾勒出一条中国式破解“执行难”的道路：它不再是简单的强力清场，而是一套融合了威慑、甄别、激励、修复、共治的复杂社会治理工程。

它既用最硬的拳头打击最恶劣的失信，也用最精密的尺子衡量每一份过错，更用最畅通的渠道接纳每一次真诚的回归。

这不仅是司法的进步，更是社会信用体系迈向成熟、包容、可持续的关键一步。当法律既能“除恶”，也懂“救善”，一个诚信社会的基石，才真正坚不可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