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保长被敌堵在村内，旁边村民急声招呼：快来一起插稻秧

1944年5月，苏北平原，正是插秧的时节。

田埂边的槐花开得正盛，空气里飘着淡淡的甜香，若不是远处偶尔传来的枪声，倒也算得上是难得的好光景。

西乐乡三里村的村民施昌鼎这天起了个大早。天刚蒙蒙亮，他就蹲在自家门前的秧池里，一双满是老茧的手在秧苗间熟练地穿梭。

秧池水不深，刚没过脚踝，凉丝丝的。和他一起拔秧的还有五六个乡亲，都是来帮工的。

按照乡里的老规矩，谁家栽秧，周遭邻里们都会来搭把手，主人家管顿饭，算是答谢。

“昌鼎哥，你这秧苗长得可真壮实。”旁边王老汉扯起一把秧，在水里涮了涮根上的泥。

施昌鼎直了直腰，抹了把额头的汗：“年头不太平，地里的活可不能耽搁。人总要吃饭不是？”

这话说得实在。

这一带虽是抗日民主政府活动的区域，但鬼子和伪军的骚扰从来没断过。

乡亲们早学会了在夹缝里讨生活——鬼子来了就躲，鬼子走了就赶紧下地，日子总得往前过。

日头渐渐升高，快到晌午了。施昌鼎的妻子秀英在屋里张罗饭菜，灶房里飘出米饭的香气，桌上已经摆好了几样家常菜：一盘咸菜炒毛豆，一碗蒸鸡蛋，还有一碟自家腌的萝卜干。

施昌鼎招呼大家：“歇会儿吧，吃了饭再干。”

几个乡亲洗了手脚，正要往屋里走，忽然听见东边传来一阵急促的狗吠声。

与此同时，三里村西头的一间土坯房里，保长费兆荣正伏在桌前，眉头紧锁。

桌上摊开一本泛黄的账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家各户缴纳的公粮数目。这些粮食是供应给抗日队伍的，一笔一笔都得清清楚楚。

费兆荣今年三十出头，念过几年私塾，识文断字。民主政府成立后，大家推举他当了第一保的保长。

他正拨弄着算盘珠子，核对最后一笔账，忽然听见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保长！保长！”

一个半大孩子猛地推门进来，喘着粗气：“鬼子……鬼子来了！从东头进村了！”

费兆荣心里“咯噔”一下。他来不及细想，一把抓起账本塞进怀里，又迅速将桌上的纸张拢在一起，塞进灶膛。账本不能烧——这是公粮的凭据，也是乡亲们对抗日政府的支持，丢了没法交代。

“几个人？到哪儿了？”他边问边往外走。

“两个鬼子，四个二鬼子（伪军），骑着车，快到村口了！”

费兆荣冲出屋门。他第一个念头是往南跑，南边有片芦苇荡，藏进去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可刚跑到院门口，他就听见了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声——太近了，跑不掉了。

正在这时，他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兆荣！这边！”

喊人的正是施昌鼎。他刚把乡亲们让进屋，就看见费兆荣从西头跑过来，神色慌张。施昌鼎心里顿时明白了七八分——这年头，保长急匆匆往外跑，多半是遇上麻烦了。

再往东一看，几个穿黄皮的身影已经拐进了村道。

施昌鼎脑子转得飞快。费兆荣要是继续往南跑，肯定会被看见。就算跑进芦苇荡，敌人骑着车追，也未必能逃脱。更何况，费兆荣怀里鼓鼓囊囊的，显然是揣着要紧东西。

几乎是本能反应，施昌鼎朝费兆荣招手，压低声音喊道：“兆荣！快过来！”

费兆荣听见喊声，愣了一下，随即调转方向朝施昌鼎跑来。两人之间隔着不到二十步，却仿佛跑了很久。费兆荣能听见自己粗重的呼吸声，也能感觉到怀里的账本硌着胸口。

到了秧池边，施昌鼎一句话没说，弯腰抓起一把扎秧草扔了过去：“快下来！和我们一起拔秧！”

费兆荣瞬间明白了施昌鼎的用意。他二话不说，一把挽起裤腿，顾不上脱鞋就踩进了秧池。冰凉的泥水没过了小腿肚，他抓起扎秧草，迅速插进正在拔秧的乡亲中间。

“低头，别抬头看。”施昌鼎低声嘱咐，声音平静得就像在说家常话。

几个乡亲也反应过来，大家默契地挪了挪位置，把费兆荣围在了中间。王老汉还顺手递过来一把秧苗：“接着，像这样，一撮一撮地拔。”

费兆荣接过秧苗，学着他的样子，左手握住秧苗根部，右手用力一扯。他的动作有些生硬，手心被秧叶划出了几道红印子，但他顾不上这些，只是低着头，一下一下地拔着。

就在这时，鬼子和伪军到了。

两个日本兵走在前面，扛着三八式步枪，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后面跟着四个伪军，歪戴着帽子，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六个人在施昌鼎家门口停住了。

其中一个矮个子日本兵眯着眼睛，扫视着秧池里的几个人。他的目光在每个人身上停留片刻，又移开了。

施昌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他手上的动作没停，反而更加从容了。他故意挺直了腰，朝日本兵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这举动看似平常，却藏着深意——要是心里有鬼，哪敢主动跟鬼子对视？

矮个子日本兵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们的，干什么的？”

“太君，拔秧呢。”施昌鼎抬起头，脸上堆着庄稼人惯有的、略带讨好又不失尊严的笑，“这不，要插秧了，请了几个帮工。”

他说话时，手上的活计没停，一把秧苗已经拔好，用扎秧草熟练地捆成一把。那动作流畅自然，一看就是干惯了农活的老把式。

另一个日本兵朝屋里张望。透过敞开的门，能看见桌上摆着的饭菜和酒壶。他眼睛一亮，朝同伴说了几句日语。

矮个子日本兵不再看秧池里的人，挥了挥手，六个人一起闯进了施家。

秧池里，所有人都暗暗松了口气，但没人敢停下手里的活。费兆荣觉得后背都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水还是紧张的冷汗。他能听见屋里传来碗筷碰撞的声音，还有敌人含糊不清的说话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施昌鼎侧耳听着屋里的动静，手上动作不停。他知道，这时候越是表现得自然，就越安全。他甚至还朝旁边的王老汉说了句：“这茬秧长得不错，根须都白生生的。”

王老汉会意，接话道：“可不是嘛，今年雨水调匀。”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庄稼经，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屋里的人听见。这些关于土地、雨水、收成的谈话，是庄稼人最寻常的话题，此刻却成了最好的掩护。

屋里，鬼子和伪军正围着桌子大快朵颐。

秀英躲在灶房，大气不敢出。她听见碗筷叮当作响，听见那些人用她听不懂的日语嚷嚷，还听见酒壶被拿起的咕咚声。那壶酒本来是给帮工乡亲准备的，现在却进了敌人的肚子。

一个伪军喝了一大口酒，咂咂嘴：“这酒够劲！”

矮个子日本兵夹了一筷子蒸鸡蛋，满意地点点头。

“有没有可疑的人？”矮个子日本兵问伪军小队长。

“太君，这村子我们都查过好几遍了，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小队长赔着笑，“抗日分子不敢往这儿跑，咱们的据点离这儿才五里地。”

这话半真半假。三里村确实离伪军据点不远，但也正因为如此，抗日民主政府的活动反而更加隐蔽——灯下黑的道理，敌我双方都懂。

日本兵似乎被说服了，或者说，他们更关心眼前的饭菜。几个人风卷残云，不一会儿就把桌上的菜扫荡一空，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敌人吃饱喝足，摇摇晃晃地走出施家。矮个子日本兵打了个饱嗝，朝秧池里瞥了一眼。几个农民还在埋头拔秧，和刚才没什么两样。

他挥了挥手，六个人推着自行车，沿着来时的路走了。

直到那些身影消失在村道尽头，施昌鼎才直起身，长长地舒了口气。他朝屋里喊了声：“秀英，人走了！”

秀英从灶房出来，看着杯盘狼藉的桌子，叹了口气：“这群天杀的……”

秧池里，费兆荣还保持着弯腰拔秧的姿势，一动不动。王老汉拍了拍他的肩膀：“保长，没事了，人走远了。”

费兆荣这才慢慢直起腰。他的腿有些发麻，不知是在冷水里泡久了，还是刚才太过紧张。他摸着怀里的账本，还在，虽然被汗水浸湿了一点边角。

“昌鼎哥，今天多亏了你……”费兆荣的声音有些哽咽。

施昌鼎摆摆手：“说这些干啥。快上来吧，水里凉。”

几个人陆续从秧池里出来，坐在田埂上。秀英端来一盆清水让大家洗脚，又拿来干净的布擦脚。

王老汉掏出旱烟袋，点了一锅烟，深深吸了一口：“刚才真悬呐。那个矮鬼子盯着咱们看了老半天，我这心里直打鼓。”

“可不是嘛。”另一个乡亲接话，“我当时想，万一保长被认出来……”

费兆荣洗着脚上的泥，心里一阵后怕。他当保长这两年，不是没遇到过危险，但像今天这样，几乎和敌人面对面，还是头一回。要不是施昌鼎急中生智，要不是乡亲们默契配合，那本公粮账本肯定保不住，他自己也凶多吉少。

施昌鼎拧干擦脚布，语气平静：“鬼子也是人，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他们闯进来，看见桌上有饭菜，哪还有心思细查？咱们越是不慌，他们越不起疑。”

这话说得在理。

庄稼人最懂察言观色，知道什么时候该硬气，什么时候该示弱。今天这场面，硬跑是跑不掉的，反倒是不跑，混在人群里，大大方方地干活，才最安全。

田埂边的槐花静静飘落，有几瓣落在水面上，随着波纹轻轻荡漾。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一声接着一声，清脆悠长。

这个五月的晌午，就这样过去了。危险来过，又走了，像一阵风，吹过了就散了。而生活，还在继续，就像田里的秧苗，一茬接一茬，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