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乱了？秘书长候选人诞生，对华态度坚决，中方看破美国心思

自去年年中起，联合国总部表面波澜不惊，实则内部张力持续升温。

关于下届秘书长人选的博弈悄然升级，美国骤然打破延续数十年的默契共识，单方面提出所谓“全球范围内择优遴选”的新主张。

这一提法看似中立客观，实则意在瓦解长期运行的地区轮换机制，为推举符合其战略意图的人选扫清制度障碍。

然而这一策略尚未落地，即被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场点明实质，美方精心设计的政治路径随之受阻。

那么，美方倾力推动的这位提名人，究竟具备怎样的背景与立场？

又为何值得华盛顿甘冒破坏国际惯例的风险全力运作？

要厘清这场纷争的核心，必须回溯至争议焦点——“地域轮替惯例”。

从1971年起，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虽无宪章明文约束，但在实际操作中逐步确立起一项被普遍接受的实践准则：该职位应在亚、非、拉美加勒比、欧、大洋洲五大区域间有序轮替。

尽管《联合国宪章》未将其列为强制条款，但四十余年来，这项非成文规则已成为体现联合国包容性与程序公正的关键标尺。

梳理历任秘书长履历可见清晰脉络：来自亚洲的韩国前外长潘基文卸任后，由非洲国家加纳的科菲·安南接续；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则代表欧洲出任。

依照既定轮替序列，下一任理应出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GRULAC）。

该惯例的成型绝非偶然安排，而是第三世界国家经长期外交斗争争取来的制度性成果。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轮替制并非象征性安排，而是维系其核心利益的“制度护栏”——倘若连联合国最高行政职务的产生方式都可被任意调整，那么更多全球治理议程中的发言权，必将加速向少数发达国家集中。

在美国试图重塑遴选逻辑的背景下，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总干事、阿根廷籍外交官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迅速成为国际舆论焦点，亦是美方公开力荐的头号潜在人选。

单看履历，格罗西确具优势：执掌IAEA已逾七年，早年长期供职于阿根廷外交部，深度参与多边外交事务，熟悉联合国系统运行逻辑。

但真正使其赢得美方高度青睐的，并非资历本身，而是其在关键议题上展现出的倾向性立场，尤其在涉华事务上的表现尤为明显。

在核安全领域，格罗西屡次配合西方议程，绕过中方正当程序关切，擅自扩大核查权限边界，所发布报告内容超出IAEA法定授权范围，随后被欧美主流媒体选择性放大传播，刻意渲染所谓“中国核监管漏洞”，制造误导性叙事。

更严重的是，他曾多次以非正式渠道接触台湾地区所谓“核能技术人员”，借技术交流之名行政治站台之实，此类隐蔽动作实为向美方递交的一份实质性“效忠承诺”。

在伊朗核问题上，其言行更具策略性矛盾：初期高调宣称“德黑兰存在违约行为”，客观上为以色列军事打击行动提供舆论铺垫；待局势升级后，又转而表态“反对动用武力”，前后立场反差显著，实为配合美以联合施压节奏所作的精准话术切换。

美方执意力挺格罗西，根本目的在于扭转当前秘书长所持的独立审慎立场。

古特雷斯任职以来，曾多次就美国单边政策提出明确质疑，涵盖退出《巴黎协定》、阻挠安理会涉巴勒斯坦问题决议草案等多项重大事件，始终恪守宪章精神，保持超然姿态，令华盛顿深感“难以协调”。

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博尔顿曾坦率表示：“我们需要一位更能体察西方价值取向的秘书长，而非不断挑战美国外交决策的批评者。”

格罗西过往的表现恰好契合这一标准——他惯于使用中立话语包装立场，实际行动却始终与西方步调高度一致，这种“柔性依附”特质，正被美方视为未来掌控联合国议程的理想支点。

面对美方企图通过操控人事安排来重塑联合国职能定位的动向，中国并非被动应对。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掌握着具有决定意义的制度工具。

依据《联合国宪章》第97条，秘书长须先经安理会推荐、再由联大任命；候选人需获至少九票赞成，且五常中不得有任何一国行使否决权——这意味着中国依法享有不可替代的“一票否决”权力。

历史早已验证我国行使此项权利的坚定意志。1981年，中国连续十六轮否决奥地利前外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连任，成为联合国历史上最具标志性的制度性制衡案例之一。

如今，在美方挑战既有规则之际，中方立场愈发清晰：11月13日联大一般性辩论中，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严正指出，国际规则不容因个别国家偏好而随意更改，秘书长遴选绝不能异化为“定向委任”。

中方主张获得广泛响应。拉美国家共同体（CELAC）集体发声，重申本地区合法轮值资格不可剥夺；非洲国家基于自身曾被长期边缘化的切身经历，亦坚决抵制任何削弱轮替机制的企图。

俄罗斯代表更在安理会闭门磋商中明确表态，指认美方做法正在侵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根基。

所谓“全球择优”，表面强调专业能力，实则暗藏重构权力结构的深层意图。

冷战终结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反复包装为普适范式，但其真实内核始终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等级化治理体系。

在联合国框架下，美方追求的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共治，而是服务于本国战略目标的“可控型多边主义”。

此次强行突破地区轮替原则，本质在于进一步收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空间。

一旦秘书长遴选可绕开地域平衡逻辑，其他关乎气候治理、数字规则、金融体系改革等重大议题的决策机制，也将面临更大程度的失衡风险，发展中国家声音将愈加微弱。

目前，秘书长遴选进程已进入关键阶段。格罗西虽系唯一提交正式申请的候选人，但美方图谋遭遇多重现实阻力。

安理会其余成员国均未公开表态支持废除轮替制；英国、法国虽属美西方阵营，但与拉美国家在能源、贸易、移民等领域存在深度利益交织，未必愿为配合美方而承担破坏惯例的政治代价。

与此同时，中方立场已然明朗：若美方执意推举违背基本规则的候选人，不排除重启1981年式连续否决机制。

这场围绕人选展开的较量，早已超越个体任命的技术层面，演变为两种国际秩序观的深刻交锋：是坚持主权平等、协商共治的真正多边主义，还是纵容少数强国主导国际组织运行逻辑？

中国捍卫地区轮替原则，不只是守护一项运行惯例，更是践行联合国成立时所确立的根本宗旨——确保这个最具普遍性的政府间组织，始终反映全体会员国共同意志，而非沦为某一国家推行地缘政治议程的延伸平台。

随着2027年1月新任秘书长就职时限日益临近，各方博弈将持续深化。但可以确定的是，试图以单边意志颠覆四十多年形成的国际共识，终将面临道义与制度的双重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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