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恩忘义的国家：埋着中国“十万英雄”，现把烈士坟墓夷为了平地

谈中国远征军，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苦”“惨”“远”。

这支部队不是去“打卡”异国战场，而是在抗战最吃紧的阶段，被推到一条生死线前面：滇缅通道一旦断掉，国内战场的外援物资会更难进来，战略空间也会被压缩。

1941年12月23日，中英签署协定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启动，目标之一就是保住通道与缅甸战场的关键节点。

第一次入缅作战的失利，跟“谁更勇敢”关系不大，更多是战争条件的碾压：日军推进快，情报渗透深，空中优势明显，盟军协同也不顺畅。

撤退阶段的非战斗减员非常突出，穿越野人山等地区时，疾病、饥饿、迷失、溺亡叠加，把队伍拖到极限。

很多研究与报道提到，第一次入缅后伤亡与失踪规模巨大，杜聿明的估计里“牺牲超过六万”，其中大量发生在撤退途中，许多人连正式坟茔都没留下。

人在异国倒下，安葬往往只能就地从简。战时的“埋”是为了让同袍继续赶路，也为了防疫和基本的体面；战后的“护”却需要长期机制，需要土地划界、维护经费、管理者与外交沟通。

偏偏缅甸在战后长期政局动荡、土地与城市建设不断变化，华人社群处境也多次起伏，墓地这种“无声的遗址”最容易被挤掉。

学术研究就提到，战时由国民政府体系建立的部分海外军人墓地，在1949年后相当一部分被拆除或荒废，保存情况与政治、社群组织能力、土地政策有关。

在缅北一些地区，远征军墓地后来被改作居民区、学校、厕所、垃圾填埋设施等，甚至出现遗骸被压在厕所下、或在改造地块时散落的记录。

这些说法之所以扎心，是因为它把“遗忘”变成了可触摸的现实：不是没人祭扫，而是连祭扫的地方都没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13年报道中直指一个对比：二战后至今，许多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和墓碑被铲平；与此同时，英国在仰光的公墓规模完整，日本也在缅甸多地建有慰灵纪念设施。

换句话说，同一片土地上，纪念可以被好好保存，也可以被轻易抹去，差别不在“客观条件”，更多在态度与机制。

烈士墓地不是普通地块，它承载的是跨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共同记忆。

远征军在缅甸作战并非“去占便宜”，更不是给谁当工具，他们打的是日本侵略者，客观上也在帮助守住缅甸战区的关键区域。

把这段历史做成“可被拆”的状态，本质上就是把别人用命换来的部分公共记忆当成可随意处理的杂物。

更要命的是，墓地一旦消失，后续修复几乎等于从零开始。

你可以建纪念碑，但那是“后来者的补救”；你也可以立名录，但很多无名者连名字都没留下。哪怕找到遗骸，也常常难以完成身份确认。

70年过去，一些遗骸埋葬点变成了厕所、学校、垃圾填埋池，DNA鉴定也未必能解决全部问题，搜寻往往只能依靠现场勘查与历史线索拼接。

也正因为如此，近十多年出现了一条值得被看见的“补救链”：民间组织、侨界团体、研究者与志愿者持续推进搜寻与归葬。

2011年起组织赴缅搜寻遗骸并运回国内安葬，相关工作在随后几年持续推进。

2014年腾冲国殇墓园的归葬仪式更能说明现实有多残酷：除了部分遗骸，也有从腊戍、芒友等地带回的“圹兆土”，原因是当地墓地破坏严重，只能以泥土代替遗骨回国安葬。

从“带回遗骸”到“带回泥土”，表面看是形式变化，实质是对一个事实的承认：很多地方已经错过了保护窗口期。亲属与志愿者赶到时，只剩下一些间接证据和零碎遗存。

2013年仁安羌大捷纪念碑落成，发起人提到远征军墓地和墓碑被大量铲平的现状，强调“魂归无处”的刺痛，并希望通过纪念碑把记忆钉在地面上。

墓地难以原址恢复，就先用纪念设施把历史坐标固定下来，至少让后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对帮助过自己、共同抗击侵略者的牺牲者，没有形成应有的尊重与保护；在发展与土地使用面前，烈士的安息地被当作可以让路的障碍。

这种结果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因为同样在缅甸，别国的纪念设施能保存得更好，这说明“能不能做”是一回事，“愿不愿意做”又是另一回事。

人不能二次死亡。第一次死亡在战场上，第二次死亡在被遗忘、被推平、被当作无关紧要。远征军牺牲的意义，不需要靠拔高来证明；真正需要的是基本的尊重与长期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