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贸、财税、银票：清代白银套路还在影响全球银价？

全球经济变局下，白银作为兼具商品属性与避险功能的贵金属，价格持续走高，成为市场关注的核心热点。银价波动从来不是孤立现象，回溯历史，清代银铜复本位制度下，银钱比价的起伏曾深刻影响国家财政、商贸运转与民众生计，为解读贵金属价值规律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样本。

由青年学者胡岳峰所著的《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以海量史料为基，重绘了清代近三百年全国各省银钱比价数据序列，提出 “双轨 — 多轨” 价格体系理论，为理解银价波动的复杂性提供了历史参考。

以下书摘从白银内外流动、国内商贸活动、银票行用、财税政策等多元维度，拆解了清代银价变动的深层逻辑。文中指出，白银内流带来的供给扩张、外流引发的货币替代，商贸往来的周期性流动，银票与实银的虚实互动，以及财税政策对供需的导向，共同构成了银价波动的复杂图景。这些历史经验与当下银价上涨背后的全球流动性、贸易格局、政策调整等因素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影响白银价值的因素

文 | 胡岳峰

（一）白银内流

随着日本、美洲等地白银被大量开采，这些白银最后经各种贸易及套汇渠道流入中国。

据估算，中国的白银流通量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已均增4倍。至1830年，中国国内白银存量约7亿吨（存量较明末约增长了1倍），其中海外流入约3.7亿两，约88%的新增白银来自贸易顺差。

白银持续内流的结果，是增加了国内白银总供给，推动了货币体系白银化，并降低了白银货币购买力，抬升了物价。

钱作为物之一种，其价格自然也因此抬升，故会产生该意义上的银贱钱贵。对此，时人分析认为：“乾隆一代，钱价平时少而贵时多，或以为由销毁古钱，或以为由私毁重钱，故钱少而贵，然实当时上下银多之故。”这便是白银内流，导致银贱且钱相对于银更贵的表达。

白银内流从总体上增加了国内白银供给数量，保证了银金属存量。但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白银的持续内流，何以“休谟机制”不起作用？

对该问题的解答可从多方面入手，其中一个方面便是专论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既有货币体系白银化（交易需求、预防需求）的原因，也有金融深化的原因，还有贡赋体制运行的原因。

但在此，笔者要强调非货币的用银需求。白银作为贵金属，同样具有非货币用途。甚至当国内白银货币供给过多时，剩余部分便可“非货币化”地转入收藏领域，而在白银货币不足时再度“货币化”（见图69）。如晚清香港银辅币大量北上，其中相当部分被改作纽扣、发簪、饰品及其他类似商品，表明民众于交易媒介功能外，同样看重白银的实用和储藏价值。人口增殖，对货币化的白银有需求，对非货币化的白银，同样有需求。这种广泛的用银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成为“白银的坟墓”。持续流入的白银，不会只简单地全数作为货币存在，进而引起物价快速上涨，造成所谓的“价格革命”。

图 69 “宝通”足纹银头簪

说明：头簪本为非货币银饰，但标注“足纹”后，在特定情况下可迅速货币化。

由是，白银持续内流能在长期趋势上解释何以银贱，而这又依赖于贸易顺差、金银套汇、侨汇等条件存在，且与世界白银开采技术、开采量以及中国对白银的货币、非货币需求有关。白银流入中国后，更受流通方向、流通渠道、商贸交易规则、国家财税结构等因素影响。白银内流在解释长期的、总趋势上的银贱有意义，但不能作为解释国内区域性的、一时一地的银价变化的直接依据。

（二）白银外流

与白银内流相反，白银外流的直接结果是国内白银存量减少，导致银少银贵。乾隆时期的黄卬在《锡金识小录》中写道：

观于市，若昔钱少今钱多，然昔少而价平，今多而价贵。则知昔之多用银者，由银之留于下者多，而非由钱乏；今之专用钱者，由银之留于下者少，而非以钱足也。民生穷因之由，观此亦可悟矣。

往昔钱少而“价平”，现今钱多而“价贵”，如何理解？在只考虑钱的因素时，钱少应当价贵，钱多应当价贱，这是因为我们的参照对象是不变价的白银。但当白银自身价值发生变动时，钱的实际价格就需被重新计量。而该则材料显示的又非如此简单。

在黄卬看来，往昔钱少“价平”，非由钱乏，乃是使用白银更多的缘故；今者钱多“价贵”，非由钱足，乃是可供使用的白银过少导致。往昔是否真非钱乏、今昔是否真非钱多，暂且不论，黄卬真正要表达的是白银过少的现状。

白银过少，本应导致银价上涨，而其所论乃是钱价上涨，是何原因？在这里，黄卬讲述了一个货币替代的问题。

在钱少银多时，如果人们尽量使用白银，则钱价不易高昂；在白银外流、钱多银少时，如果人们更多使用制钱来替代白银，则钱价也会上涨（钱价涨幅不及银价涨幅，最终依然体现为银贵钱贱）。此时，传导过程为：

可见，白银外流会导致银少银贵、银贵钱贱不假，但如果存在货币需求替代，则银贵会因之缓和、钱贱亦会有所减弱。是时，虽然总体上还为银贵钱贱，但当中却又有铜钱价昂的一面。可知，影响最终银钱比价的因素繁多，不可简单认为其中某种因素出现，就一定会导致某种结果。这也是本节要强调“过程”“路径”“网络”的意义所在。

导致白银外流的原因众多，在清中后期，主要为战争掠夺、对外赔款和贸易入超。而道光朝的入超，又有很大原因为鸦片进口。对此，包世臣曾发出著名的“漏卮”论。段艳在整合严中平、贺力平数据基础上，重新估算了这一时期鸦片进口用银所占白银流通比。其研究结果显示，“因鸦片贸易而引起的货币用银减少量当占当时中国货币用银存量比重的26%以上”，若无非法鸦片输入，当时中国的正常外贸将仍有出超。当然，彼时白银外流亦受诸多国际因素影响。

由于本部分致力于论述白银外流对银贵的影响，故只能简略提及导致白银外流的具体因素。同样，白银外流在解释总体银贵方面具有解释力，但在论证一地具体银钱比价波动时，还需考虑更多影响因素的交织作用。

（三）国内商贸活动

白银相对于铜钱是贵金属，体积小，易携带，适合远距离贸易，所以地（省）区间、地区内的商贸活动会对白银供需产生影响。

乾隆五十九年（1794），浙江巡抚吉庆奏报：“查近年来浙省钱价过贱，银价较增。现在市平纹银每两换钱一千四百余文。虽本年蚕丝旺盛，客商带银来浙收买，银价稍平，然亦未能大减。”

此时浙江为银贵钱贱，钱贱是由于小钱行用，但吉庆这里不从钱的方面进行论述，而是从银的供给角度出发，认为外地客商来浙收购蚕丝会携带白银，白银入浙则可缓解银贵。反之，如若商贸不发达，则一地流入的白银当会减少。

道光四年（1824），闽浙总督赵慎畛奏称，“闽省山海交错，道路崎岖，制钱笨重，难以携带。各省商贩置货来闽售卖钱文率皆易银带回，以致银价恒贵，钱价恒贱”。赵慎畛同样不着眼于制钱，而是从闽省“环山阻海，挑运维艰”，客商离开福建皆“易银带回”角度论述福建白银缺少的原因。

道光五年（1825），江苏巡抚陶澍奏称，“近年各省商货未能流通，来［苏］者日少，银价增长，然每银一两，亦不过值钱一千一百六七十文至二百文不等”。显然，他将银贵归因于商贸活动不发达，进而导致入苏白银日渐减少。

对比以上案例，可以发现，在一地有外来商贩进入时，该地的白银供给会增加；但当外来商贩返回时，他们也会携带银两离开，这又加剧了当地白银流出。由于区域内商贸活动多集中于省城及重要市镇，相对而言，在这些地方的偏远处，白银流入也会少。

此外，由于某些大宗商贸活动本身具有周期性，使得白银在各地往来也有周期性，由此造成比价波动的时间特性。

光绪二十三年年中，杭州新丝上市。其时“需用洋银，为数较巨，以致钱庄拆息加重。按三月一期者，每百元需洋银三角或二角五分，钱价亦因此稍贬”。

按当时“每元可易钱一千零十文”计算，较之正月“每元即可换钱九百五六十文”，已属对银需求增多导致银价上涨。这就是新丝贸易对比价波动的周期性影响。这一点还可见于国内大城市之间的定期商贸往来活动：

上海收入的银子主要来自天津。每年开河，即阴历二、三、四月解冻后，天津为输入货物向上海输送的银子增为四五百万两，在七、八、九月，还有银子输出，但不如春季那样多，一年间上海输人的银子有七八百万两……上海输出银子的去向主要是长江一带，次为苏州、杭州。

在长江一带，汉口是首要的去向，在二、三、四月，为了收购茶叶，向汉口输送的银子有四五百万两。

汉口位于长江中部，是所谓九省通衢、商业枢纽，四川省的贸易货物都要经由此地，因而该省金融也会直接影响汉口，为缓解其银根吃紧，会输送银子。

汉口以上海为其根源，通计上海向汉口输送的银子，每年多则七八百万两，少也不下于四五百万两。次于汉口、吸收上海的银子的是镇江，因为镇江的商贾每年要赴山东收购豆米。在杭州、苏州两府中，为了收购生丝，杭州每年要从上海吸收200万两以下、100万两以上的银子，苏州为了补充地丁银，也要从上海吸收银子。总之，上海年年从内地各口岸输入银子3000万两左右，又年年向内地各口岸输出1000万两至2000万两左右。

在天津、上海、汉口、镇江、苏州、杭州间，豆、茶、丝、米等大宗贸易，既需大量白银支持往来，其交易本身又有一定时间性，由此造成一地白银在特定时间内有大幅进出的现象。

这种国内区域间商贸往来导致的白银流动，不同于国际间白银流动，必然对地区银钱比价波动产生影响。如长沙府：

此地通常是在上半年的二、三、四月及下半年的十、十一、十二月，金融最为吃紧，利率也随之上升。究其原因，是由于在上半年的二、三、四月有茶叶交易，下半年十、十一月汉口、上海等地的分号会要求结清贷款、透支钱款，同时又是湖南全省征收各种税赋之期，就税额而言，盐课有八九十万两，厘课有六七十万两，善后局洋款有七十万两，等等。

可见，长沙当地每年上半年二、三、四月和下半年十、十一、十二月，对白银需求较其它月份增加，导致白银升值，其直接表现是银根吃紧，利率上升。如从白银价值变动一方解释年内比价变动，则势必要考虑商贸活动影响。

另外，具体商业往来中，如不使用现银，对账目核算进行创新，则又有变化。曾任鄞县县令的段光清在其自撰年谱中记录过宁波的过账问题。过账制度一方面便利结算，一方面也减少了现银需求。宁波采用过账制度，本地商贸交易不需使用实银，较之他地或更有利于抚平周期性的银价波动。

综上可见，商贸活动对于一地的白银流入、流出具有很大影响。越是商贸活动活跃的地方，其白银进出就越不易控制，所引起的银价波动也会越大。结合某些行业交易具有年内周期特征，相应的银价变动也具有时间特征。

（四）银票行用

最初流通于民间的银票属于私票，自18世纪中叶以后，其流通便越来越广。到19世纪上半叶，“清代的银铜复本位已由原先的银铜两个金属部门演变成由银、铜、私票三个部门组成的币制”。

在此背景下，官、私银票的出现在事实上增加了白银货币的流通量。对于这一增量原理，王业键先生已经作过明确分析，笔者在此只作一简要说明。

我们设此时货币总量为M，它由作为货币流通的白银Ms、流通的铜钱Mc和流通的私票额Mn组成。现将Ms和Mc各拿出一部分作发行私票的准备金，即Hs和Hc，将m视为全部私票之于准备金的乘数，则有Mn=m（Hs+Hc）。剩下的Ms'和Mc'为继续流通的普通货币，此时货币总量M= Ms'+ Mc'+ m（Hs+Hc）。可见私票发行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金属货币币制的弹性，使货币价格不易骤升骤降。

但是，银票发行是否真能增加白银供给并降低银价？对此，我们需要区分形式化理论推演与金属货币为主条件下的历史实情之间的差异。

实银与银票虽都属于广义白银货币，但在清人眼里，白银毕竟是实体贵金属，而传统银票发行既无现代金融体系下的中央银行作为最终保障，又无一明确固定的发行准备金率，相对于实银无疑更“虚”。这种虚实之分导致在实际流通中两者并不能完全相互替代。道光八年（1828），江苏巡抚陶澍奏报该年苏州现银缺少：

自上年秋冬至今，各省商贾俱系汇票往来，并无现银运到。因此银价顿长，钱价愈贱，竟至每银两易制钱一千二百八九十文至三百馀文不等。且银数稍多，即不能克期换集。现值奏销及上忙吃紧之时，民间以米易钱，又以钱易银完纳新赋，其价值较之往日多寡悬殊。情形拮据，催征更难踊跃。以课赋最多之地，值银两短缺之时，完解殊为棘手。是银价过昂，不但民商俱病，实有关于国计，不得不亟为筹画。

彼时苏州银票与实银并用，但商贸往来多用银票，银票的使用确实便利了商人且增加了白银货币的总供给。

但问题在于，缴纳赋税时，官府只要现银，而民间又多以现钱换现银。此时银票不仅需求无多，甚至有被挤兑的风险。由此可见，货币行用是嵌入在具体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即便是所谓“供需理论”，也需要结合具体社会背景应用。同理，《翁同爵家书系年考》载，“［同治九年闰十月十一日］银价每两换至铜铁各半钱三千五六百文，缘西征粮台各省协饷大半皆从银号汇兑，故本省现银缺少耳”。使用银号汇兑虽可免去跨省运输白银的困扰，但就汇兑地而言，其现银并不加增，反而可能因兑出现银而使现银存量减少。如是，结合其它因素（如引文提到的铜铁钱的混用），又会导致银贵钱贱。

光绪二十五年，京师银钱日绌，时德宗皇帝亦认为“近来各省应解部库各款，多由号商以银票汇兑，京师现银，安得不日形亏短”。行用银票在这一方面的影响终极体现于挤兑。

据《申报》记载，“鄂省自创设官钱票，远近通行，商民无不称便。迩因北方拳匪滋事，风鹤频惊，银根顿形短绌。遂有匪徒播造谣言，谓官钱局势将倒闭，一时风声所播，市面震惊，商民收存官票者争往兑取。局门以外拥挤不堪，局中所存现钱一时不敷周转。”

庚子事变导致北方“银根短绌”，湖北地方又有谣言称官钱局将倒闭，短时内的挤兑致使官钱局现银不足，不仅加剧恐慌，而且势必进一步推高当地银价。

总之，银票如果作为货币凭证（money certificate），以票取银、凭票即付，为“代现之准备”作支付性发行，则是从用票方便、加快白银货币周转流通速度这一路径提供增量。此时并未产生通常意义上的信用扩张。如有一定准备金制度，行“运现之预备”，作为信用媒介（fiduciary media），则可扩张信用，增加白银货币供给总量。但当必须以实银交易时，票的弊端便显现出来。如果不能兑现，或辗转磨兑，则以票代银之举便全凭发票方信用强弱而定，在当时条件下自不及实银可靠。

票和银两者结合使用或可部分增加白银总供给量，但这种供给内包含了“虚”的成分，在特定情况下反而易于引发货币危机，加剧实银供需矛盾。

此外，由于晚清半殖民地的特殊社会性质，外国银行也得以发行银两、银元乃至以本国货币单位计量的钞票。这些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虽在总体上增加了当时的货币供给，却也使得货币行用更具地区性，会从货币量和货币使用习惯两个方面对当时当地的白银供需造成影响，进而作用于银钱比价。

（五）财税政策

税收是否用银，是否银钱兼收，是否有银钱货币缴纳比例及数额限制，是否有固定缴纳时间，都会影响白银供需。财政支出是否因战争、灾荒而出现异常波动，也会影响白银供给。这些是清廷能影响市面白银供需的主要方面。当然，其它政策（如康熙海禁），如能影响进出口贸易，影响市场银钱使用结构，同样也能带来类似效果。

在清代早期，官方多银钱兼收。此时，银钱价格在税收政策上很难有极贵极贱之分。但当官方开始倾向收银时，银钱对比便会发生变化。雍正六年，贵州提督杨天纵即以贵州案例说明当地不用钱的原因。是时，地方官可借税收收银牟利，即便制钱“利民用”，也不愿按市价收取钱文。这自然导致民间不重视制钱使用，官民皆不用钱则钱贱，皆用银则银贵。

又如乾隆十三年(1748)，直隶总督那苏图称，“省城现在钱价纹银一两仅易制钱七百四十文，较前实属价昂。但此时正届开征，民间出钱易银完纳钱粮，此一二月内钱价尚可望其平减”。可见，如税收以银为主，则在开征时，人们会集中以钱易银，对银需求加增，推高银价。

从税收一项推广开去，一般性财政收支对银、钱中的一种若有所偏爱，会影响银钱供需。在财税收支整体“白银化”的趋势下，官方重银轻钱，偏爱白银，导致用银需求长期旺盛。道光二十六年（1846），两江总督璧昌即言：

以江苏而言，从前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及一千二三百文，今且一千八九百文矣；洋银一元易钱七八百文及千余文，今且一千三四百文矣。论者或谓停炉减卯可平市价，乃停炉数年而钱贱自若也，减卯数年而银贵自若也。推原其故，良以用银之区非即产银之区，则来路患其少，且以入银之数不敌出银之数，则去路患其多。势不能因流以溯原，即不能自无而之有。他如额解河饷并岁料大汛工需，苏省奉发□□率十数万至二三十万不等，总须年清年款。又新疆兵饷亦每岁发解十数万，类皆有往无来。又漕船津贴本非例有，止可酌给钱文，近日江苏州县亦多银洋给发，甚至逐年增长，漫无限制，银愈重则钱愈轻。

从璧昌的论述可知，当时银贵钱贱，有来自于银一方的原因，也有来自于钱一方的原因。但“停炉”“减卯”多年，却钱贱如故，说明来自于银一方的问题更大。其从银的出入比较（即市场上银的存量）来论述银贵，有一定数量论解释倾向。对于为何持续银贵，他除了给出白银外流他地的解释外，还强调官方收发对银、洋的偏重，直接导致对银需求持续旺盛，继而刺激银价上涨。

由此，我们知道，清政府更为重视白银的财税政策会对白银供需产生影响。那有什么会直接导致宏观层面的白银供给的增减呢？这就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先看一则材料：

臣于乾隆十年在银库郎中任内曾详悉查核，每年各省所入地丁、关税、盐课、漕项等银约三千余万两，灾赈蠲缓不在此数。此岁入岁出之大略也。又查康熙六十一年，部库所存八百余万两；雍正年间，渐积至六千余万两。而自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我皇上御极之初，户部库项不过二千四百万两。自四十六年以来，并未加增赋税，而府藏充实，国用富饶，部库增至七千余万两。

在岁入渐多而开销稳定甚至缩减的情况下，政府府库充盈，这事实上是减少了市面流通的白银数量，从而宏观上造成银贵。反之，在某方面的扩张性财政支出会导致一地白银供给量的增加。

以乾隆朝用兵来说，两次金川之役花费9000余万两，准回之役3300余万两，缅甸之役900余万两，郭尔喀之役1052万两，台湾之役800余万两，数次战役合计支银1.5亿两，显然会造成用兵地区甚至更大区域内白银供给的增加。具体到更小范围，如乾隆十二年山东大赈，官方拨款达百万两白银，短时间内财政拨银导致银贱，进而使得本年末及次年初“冬春间钱价骤长”。嘉庆七年，仁宗皇帝亦认为当时银贱钱贵，存在“所发内帑过多，辗转流通，以致银价日贱，钱价日增”的原因。

综上，影响白银价值的因素是多元的，或为白银内流中国，或为白银外流，或为国内区域间商贸活动，或为银票使用，或为政府财税政策。对解释长期全国性银价变动趋势而言，白银内外流、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政府财税政策，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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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银钱比价波动研究》

胡岳峰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问2025年7月

本书是一部深入剖析清代货币流通和经济运行的学术著作。全书从银价、钱价和银钱比价的概念出发，系统梳理了清代银钱比价的历史数据，在此基础上提出：银钱比价非某单一价格种类，而是“双轨—多轨”的价格体系。基于海量史料，作者重绘了清代全国各省的银钱比价数据序列，为清代货币史、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以银钱比价为切口，书中还着重探讨了银钱比价形成的复杂机制、比价波动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官民双方的应对策略，深刻揭示了清代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复杂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