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建军初期，就开始反腐，处罚极其严厉，值得借鉴与传承

毛泽东不仅创建了人民军队，而且从一开始就改造并提高军队的素质，对军内的腐败现象，惩罚得尤为严厉，大部分都执行了死刑。即使官再大、功劳再多，也不例外。

毛泽东正是用这种雷霆之举，建设了一支中国历史上信仰最坚定、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从而打到了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积累的这些反腐经验，是今天强军的有力武器。

在发动秋收起义时，毛泽东发现参加起义的旧军队有战斗力，但缺乏自觉和坚定的信仰；农民武装英勇奋战，但自由散漫，流寇主义的习气严重。

包括当官发财、动摇叛变的意识，也隐藏在一些人头脑中，一旦时机合适，就暴露出来。如在进攻长沙的战役中，就是由于一位团长在敌人的物质诱惑下而的叛变，导致了秋收起义损失惨重。

毛泽东及时调整部署，放弃攻打长沙，向农村进军。这一战略转变不仅挽救了革命火种，也为改造旧军队提供了契机。

在三湾改编中，毛泽东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将无产阶级的思想渗透到每一个战士。

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改造旧军队的弊端与习气，提供了组织基础与思想保障。

但是，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军队的歪风邪气与贪污腐化的现象时有发生。

1928年3月21日，红四军28团司务长在购买农民的生猪时，谎称未带钱强行赶走了农家的猪。经查实后，红四军军委召开专题会议，最终作出了枪决的决定。

毛泽东为此案专门批示道：

1930年，湘赣边界苏区连续发生了两起犯罪案件：坝上乡苏维埃政府李某伙同秘书贪污40块银洋；长溪乡军事委员谢某关押土豪女眷。

毛泽东得知后，用零容忍的态度做了这样的批示：

依据毛泽东的批示，苏维埃政府对两案的犯罪人员均进行了公审处决，在当地引起强烈震慑。

1932年5月4日，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并杀害红军军医灭口。

毛泽东对此案的批示更为严厉与震怒：

如此震怒之下，谢步升自然被判处死刑了。

此后的多起贪污案，毛泽东都要求严惩，处罚程度比现在对于贪官的处罚严厉得多。

即使对于自己的亲属，毛泽东也不讲情面，绝不姑息。

长征路上，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进入喇嘛庙寻找食物，发现庙内的铜板后擅自拿走。

毛泽东得知后，要求严肃处理，妻子贺子珍说情也无用，体现了毛泽东"不因亲属而动摇原则"的立场，为我党我军领导干部树立了公正廉洁的标杆。

抗战之后，我军壮大了，党与军队领导的权利也大了，一些人就在利益的诱惑面前，忘本腐化，贪财好色。

1940年10月，屡立战功，身上留有90处伤疤的老红军肖玉璧，在担任边区税务局局长期间，竟然贪污了可以购买15万斤小米的3050元。

这在当时生活困难的边区，算的天大的贪污案了。

毛泽东收到举报后，立即批示：

结果肖玉璧被判为死刑，并用此案在全党全军进行廉政教育。

黄克功一案更是毛泽东严格治军的典型事例。

黄克功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老红军，功勋卓著，到延安后，他看上了年轻漂亮女学生刘茜，要与人家嫁给他。

刘茜不同意，黄克功竟然开枪打死了这位年轻的姑娘。

此事立即引起强烈震动，有谴责黄克功的，也有为黄克功说情的。边区法院一时难以裁决。

为了体现法律的威严，毛泽东亲笔致信审判长雷经天：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黄克功自然得到应有的处罚。

为了保障军队的廉洁，毛泽东还要求边区与军队建立群众监督、经济公开、惩治贪污等方面的法规，形成有力的制约机制。

解放战争胜利后，在一些军队干部滋长骄傲情绪、出现腐败的苗头之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地提出了“两个务必”：

毛泽东还多次说道：

正因为毛泽东这种告诫，使我军始终保持廉洁的作风与旺盛的战斗力，有了今天可以保卫国家安全、震慑一切挑衅与干涉的强大实力。

遗憾的是，在物质诱惑更为强大的今天，一些军队的高级干部忘记了毛泽东的告诫，竟然把手中的权利当做换取利益的工具。

这就等于祸国殃民，毁我长城！

好在军委纪委及时召开反腐专题会议，用“坚决铲除”、“绝不手软”、“持续深化”、“寸步不让”等等严厉的措辞，表达了我军反腐的勇气与决心，真可谓：“雷霆反腐”！

这个时刻，传承毛泽东反腐的果决与严厉，十分必要，会给军内的腐败分子极大的震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