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薪3000的高薪幻觉，“多劳多得”如何成为制度性的慢性自杀

32岁程序员猝死事件，在事发一个多月后仍持续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有些讽刺的是，抢救期间，他被拉入了一个工作群内；死亡后，有不知情的同事发消息拜托他“要把这个改下”。

“加班猝死”的悲剧并非孤例，更值得关注警惕的是，为何时而发生，或许是其背后，低底薪与绩效捆绑、弹性工作制的陷阱、职责无限扩大、文化PUA以及事后法律规避等许多手段，共同构成的一套系统的企业管理体系，它将员工视为可替换的“资源”，通过制度设计将经营风险、健康风险全部转嫁给个人，最终导致悲剧发生。

所以，打工人也应“清醒”，工作永远做不完，生命只有一次，切勿让责任心成为公司PUA自己的软肋。

公开报道里有几个细节相当刺眼，底薪3000元，所谓月到手2万9，全靠“多劳多得”的绩效；七年不涨底薪，却承担六七个人的工作量；凌晨被电话叫醒，立刻爬起来开电脑；工位在客厅，卧室只剩下“睡觉”功能；工作和生活交织，算不算“自愿”，身体明显不适了，为什么不早一点停下来？不知，多少打工人有没觉得是曾相似。

但也许更该问的，是谁，把“多劳多得”设计成了这样一场好似制度性的慢性自杀？

工资拆成“底薪”和“绩效”，这是许多公司的常规做法，有的还有一些“奖金”、“提成”、“激励”，正常来说，这无可非议；问题是不少公司的“底薪”基本固定、且相当低，想能拿到能满足基本生活所需，只能靠“绩效”；表面上，这是“多劳多得”、“与贡献挂钩”的现代管理；实质上，却可能异化为一种精巧的法律与成本的转嫁工程；

它通过低廉的底薪，把经营的风险转嫁给个人；把加班的成本隐藏进“绩效”；打工人不是不想停下，只是不敢；于是，“低底薪与绩效”的组合，成了一种高度成熟的、带有温情包装的制度性压榨：打工人像是在为“高收益”、“业绩”奋斗；月薪好像也还可以，可算成时薪呢？极端情况下，“多劳多得”也就异化成了人用健康去填收入的坑。

特别是“弹性工作制”，本该是放松边界，把时间还给打工人，让其自由安排；但在不少公司里，弹性成了“领导可以随时找你”。

白天在公司写代码，晚上回家守着手机，凌晨被电话惊醒，周末被一句“帮个忙”拽进新的任务单，弹性像是成了“常备役”，也成为高度紧绷的慢性透支，你当然也有选择说“不”的权利，只不过后面藏着不同的惩罚。

“能干，那就多干一点”、“多给你一些锻炼机会，是在成就你”；但人体每天能承受的极限是有限的；“多劳多得”获得的企业利润边际收益提升的背后，被牺牲掉的，是打工人的生活与健康。

最危险的，是打工人还在公司“家文化”与“奋斗叙事”中迷失，觉得“我不是为公司，是为自己”；却不知，最让人防不胜防的压榨，往往不是用命令，而是用故事来完成的。

“家”不讲计较、不记工时、不算加班费；讲的是“付出”、“理解”、“体谅”；与这配套的还有“优秀的人，从不把加班当成负担”、“你不是为公司干，是在成就自己”、“如果死在热爱的岗位上，也算值得”的一整套“奋斗者”叙事。

一旦听进心里，就不再需要领导布置，你自己会给自己定目标，项目不完不睡、同事不走自己也不走；问题解决完才敢关机。

责任心，本来是人身上最可贵的部分，却被制度精准捕捉、放大、利用，变成了一种“自我管理、自动加班”的驱动力。

当选择被设计成假象，“自愿加班”也成了悖论；“没人逼你，嫌累可以走”、“要高薪，就别抱怨辛苦”，表面上讲的是“个人选择”，但忽略了，选择、是可以被制度设计的现实。

公司如果通过制度设计，创造出“谁都不敢先停”的工作环境；员工在恐惧中自然选择“主动卷”，每个人都像在一场囚徒困境里，用拼命换取暂时的安全；这并不是简单的“个人不懂拒绝”，而是一个经过精算的系统，只要绩效与生存高度绑定，所有“自愿”，都值得再打一个引号。

此时，你以为是“多劳多得”，却不知那是“加班费、风险费、健康透支付”的混合物；而这些“多得”的钱，会迅速变成新的锁链，各种开支，都按照你“加班后”的收入来设计；你一旦停下，整个财务结构会瞬间失衡。

“多劳多得”若被异化，那便不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平原则，而是一种对人寿命的金融化，你的命，被折算成一个个KPI和年终奖。

我们还能做的，不只是“要爱惜身体”、“别拼命”；也应学会把底线写清楚，在选择工作时，把“健康风险”算进总成本，而不是只看“到手多少钱”；在签合同前，搞清楚薪酬结构，老板让你把公司当家奉献时，要看看待遇是不是也是家人的待遇。

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