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第一神童：7岁惊帝王，半生救社稷，却落得身首异处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深秋，泰山脚下旌旗蔽日，鼓乐喧天。唐玄宗李隆基携文武百官、后宫嫔妃，正举行盛大的封禅大典，祭拜天地以示天下太平、功德圆满。这场盛典耗资巨万，汇聚了天下英才奇人，却没人想到，最终惊艳全场的，竟是一个来自曹州南华（今山东菏泽牡丹区）的七岁孩童。

孩童身着粗布长衫，挤在观礼的人群中，手中捧着一卷亲手撰写的《东封书》，执意要献给天子。侍卫见他年幼，本想驱赶，可孩童目光坚定、言辞恳切，竟引得路过的宰相张说驻足。张说接过文书，逐字诵读，越读越心惊——文中辞藻华美，立论高远，既赞颂了玄宗的功德，又对封禅礼仪提出了独到见解，绝不可能出自一个七岁孩童之手。

张说当即携孩童面见玄宗，李隆基见此子眉目清秀、气度不凡，又读罢《东封书》，也心生诧异，打趣道：“你这孩子，倒有几分胆识。朕问你，天下文字繁多，你若为官，能校正几字？”孩童躬身行礼，从容应答：“天下文字皆可校正，唯有‘朋’字，臣校正不得。”

此语一出，满朝文武皆惊。玄宗初时不解，细品之下才恍然大悟：“朋”字由两“月”相依而成，孩童暗指朝中朋党林立，互相勾结，此等见识远超同龄人数倍。李隆基龙颜大悦，赞叹道：“此子乃国之祥瑞也！”当即下诏，封七岁的刘晏为秘书省正字，留居长安任职。《新唐书·刘晏传》明确记载了这一典故：“开元十三年，玄宗封泰山，晏始八岁，献颂行在。帝奇其幼，命张说试之，说曰：‘国瑞也。’即授太子正字。” 而《三字经》中“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的名句，更让这份传奇流传千古，成为后世学子的榜样。

入宫任职的刘晏，并未因“神童”之名而骄纵。彼时的秘书省正字，虽只是从九品小官，却掌管典籍校勘，能接触到天下藏书。刘晏如鱼得水，每日埋首书海，“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即便休假日也不曾荒废。《旧唐书·刘晏传》记载他“少勤学，善文辞”，这份勤勉，为他日后执掌大唐财政奠定了坚实基础。

玄宗对这个神童格外赏识，时常召他入宫伴读，有时还会与他探讨政务。刘晏虽年幼，却总能提出中肯建议，久而久之，宫中上下都称他为“小先生”。但他深知，纸上谈兵终觉浅，要想真正为国效力，必须到地方历练。天宝初年，刘晏主动请求外放，先后出任夏县县令、温县县令，远离了长安的繁华与纷争。

在地方任上，刘晏展现出了惊人的行政天赋。当时的温县饱受水患之苦，百姓流离失所，前任县令束手无策。刘晏到任后，亲自勘察河道，走访乡邻，制定了“疏河筑堤、分洪灌溉”的方案。他以身作则，带领百姓疏浚河道三十余里，修筑堤坝十余处，不仅根除了水患，还开垦出千余亩良田。百姓感念其功绩，为他刻碑立传，称颂其“爱民如子，理政如神”。刘晏在地方任职期间“皆有善政，被举为贤良方正”，这份口碑，让他在官场中稳步前行。

天宝十五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破洛阳，直逼长安。玄宗仓皇西逃，长安沦陷，大唐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刘晏此时正避乱于襄阳，恰逢永王李璘起兵反叛，派人征召刘晏入幕府，许以高官厚禄。面对诱惑，刘晏断然拒绝——他深知永王逆势而行，必败无疑，更不愿卷入皇室纷争。“永王谋反，刘晏投奔唐肃宗，肃宗任命晏为户部度支郎中、兼侍御史。” 这份清醒的政治判断，让他在乱世中站稳了脚跟。

投奔肃宗后，刘晏被派往西北战场，历任彭原太守、陇州刺史、华州刺史等职。当时的西北，战火纷飞，百姓逃亡，田园荒芜，军粮供应极度短缺。刘晏到任后，一方面安抚百姓，招抚流民返乡耕种；另一方面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将有限的粮食优先供应军队。他还创新推行“以工代赈”，组织百姓修筑防御工事，既加固了城防，又解决了百姓的温饱问题。短短一年时间，华州就恢复了生机，成为西北战场的重要后勤基地。肃宗感念其功，升任他为河南尹，掌管洛阳及周边地区的政务。

安史之乱持续八年，给大唐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资治通鉴》记载：“自安史之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费不资”，黄河流域经济崩溃，国家财政空虚，太仓空虚到“鼠雀犹饿”，关中地区粮荒严重，一斗米价格暴涨至一千钱，宫中厨房甚至没有一个季度的存粮，全靠京郊百姓磨制谷穗勉强供应。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代宗即位，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他深知唯有重振经济，才能稳住江山，而此时能担此重任的，唯有兼具才学与经验的刘晏。

代宗下诏，任命刘晏为户部侍郎，兼领度支、转运、盐铁、铸钱使，将全国财政大权尽数托付于他。刘晏临危受命，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此时的大唐，就像一艘千疮百孔的大船，稍有不慎便会倾覆。他走遍全国，实地考察，最终确定了“以漕运为基、以盐政为核、以常平法为翼”的理财方略，一步步盘活大唐经济。

安史之乱中，汴水等运河河道荒废阻塞，原本沟通南北的漕运大动脉彻底瘫痪。东南地区的粮食无法运往长安，关中粮荒日益加剧，这成为制约大唐复苏的最大瓶颈。刘晏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整顿漕运，他在给宰相元载的信中写道：“漕运者，天下之命脉也，若漕运不通，则关中必乱，社稷难安。” 《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晏受命后，以转运为己任，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

为了摸清漕运的利弊，刘晏亲自从淮河乘船，沿汴河进入黄河，再向西经过砥柱、硖石，直达洛阳，全程千里，逐一勘察河道淤塞情况。他发现，以往的漕运采用“民运”模式，百姓既要出钱出船，还要无偿服役，饱受官吏欺压，效率极低，且损耗严重，往往八九个月才能运一次粮，损耗率高达四成。

针对这些问题，刘晏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一是疏浚河道，动用国库资金，组织民工整修汴河、黄河等主要航道，清除淤泥，加固河堤，让荒废的运河重新畅通；二是变“民运”为“官运”，由官府出资建造坚固的漕船，雇佣专业船工水手，“不劳丁男，不烦郡县”，既免除了百姓的徭役负担，又保证了运输队伍的专业性；三是实行“分段转运法”，将漕运河道分为淮河、汴河、黄河、渭水四段，在各段交接处设置粮仓，粮食在交接点轮换船只，避免漕船全程航行的损耗，同时每十船为一纲，配备350人，设专人指挥，提高运输效率；四是建立奖惩制度，对运输十次无事故的船工予以重奖，对失职者严惩不贷。

改革成效立竿见影。漕运时间从以往的八九个月缩短至四十天，效率提高六倍之多，斗米运费降低了四分之三，损耗率控制在一成以内。“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解了唐朝中央政府的燃眉之急”，当第一批漕粮运抵长安时，代宗大喜，派遣卫士在东渭桥奏乐迎接，亲自召见刘晏，直呼：“卿，朕之酂侯（萧何）也！” 此后每年，都有四十万斛粮食通过漕运运往京师，即便关中遭遇旱涝灾害，物价也不再飞涨，大唐的“生命线”终于被重新打通。

漕运改革初见成效后，刘晏将目光投向了盐政。安史之乱前，唐朝实行食盐自由买卖，国家仅征收少量盐税。战乱爆发后，为了筹措军饷，第五琦推行食盐官卖制度，由官府垄断食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却也滋生了大量腐败，官吏层层盘剥，盐价暴涨，百姓怨声载道，私盐贩卖盛行。

大历元年（公元766年），代宗任命刘晏为盐铁使，与第五琦分管全国钱粮，让他整顿盐政。刘晏深入盐区，走访盐民和盐商，发现官卖制度的核心弊端在于“垄断过死、效率低下、腐败丛生”。为此，他创新推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间接专卖制度，对盐政进行全方位改革。

所谓“民制”，即允许盐民（亭户）自由组织食盐生产，官府为盐民提供生产工具和技术指导，鼓励盐民扩大生产，提高产量；“官收”则是官府统一收购盐民生产的食盐，禁止盐民私自贩卖，从源头控制食盐供应；“商运、商销”是让商人向官府缴纳盐税后，凭盐引领取食盐，自行运往全国各地销售，官府则加强缉私，打击私盐贩卖，保护合法商人的利益。

这一改革，既调动了盐民和商人的积极性，又打破了官府垄断的弊端。盐民有了生产自主权，收入大幅提高；商人获得了合法的销售渠道，愿意扩大经营；官府则通过控制收购和征税，稳定了盐价，增加了财政收入。《新唐书·刘晏传》记载：“晏之始至也，盐利岁才六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 “改革之初，唐朝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为400万缗，其中盐利收入仅占60万缗；改革第三年，中央年财政收入达1200万缗，盐利收入占比过半”，短短几年时间，盐利收入增长十倍，国库迅速充盈，而百姓却没有感受到赋税增加，真正实现了“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

有一次，京城盐价突然暴涨，百姓抢购食盐，市场混乱。刘晏接到消息后，立即下令从扬州调运三万斛食盐运往长安，通过分段转运和高效调度，仅用四十天就将食盐送达，迅速平抑了盐价。此事在京城传开，百姓都称他“有神通”，而这背后，是他对漕运和盐政的精准把控。

刘晏的理财思想，最核心的便是“以养民为先”。《资治通鉴》记载：“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他深刻认识到，国家财政的根本在于百姓，只有百姓安居乐业，生产发展，赋税才能源源不断，若横征暴敛，只会让百姓流离失所，国家最终也会陷入绝境。

为了稳定市场，保障百姓生活，刘晏推行了常平法。他在全国各地设置知院官，“皆募驶足，置驿相望”，让这些官吏专门收集各地的物产丰歉、物价高低等信息，通过驿站快速传递给朝廷。《新唐书·刘晏传》记载：“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 也就是说，当某地粮食丰收、物价低廉时，官府高价收购粮食，储存于粮仓，避免谷贱伤农；当某地遭遇灾荒、物价暴涨时，官府再低价卖出粮食，平抑物价，救济百姓。

除了粮食，刘晏还将常平法推广到丝绸、布匹等重要物资上，通过官府的调控，稳定市场供需，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的行为。他还在荒凉陡峭的湖泊和山区，收购价格低廉、运输成本高的货物，储存在淮河、楚地，换取铜、柴等物资，每年铸钱十多万贯，补充货币流通，促进商品交易。

在刘晏的治理下，安史之乱后的大唐经济逐渐复苏，户口数量稳步增长，财政收入逐年增加，社会秩序趋于安定。《旧唐书·刘晏传》评价他：“安史之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费不资，皆倚办于晏，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 他执掌大唐财政二十余年，上支撑皇室用度、军队饷银，下保障百姓安居乐业，成为大唐当之无愧的“财政支柱”。

刘晏的才干和功绩，让他深得代宗信任，官职一路攀升。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他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同时仍兼管转运、盐铁等使职，权倾一时。但官场从来不是一片净土，刘晏的锋芒太露，必然会招致他人的嫉恨，而一场场政治风波，也为他日后的冤死埋下了祸根。

第一次危机，源于与宦官程元振的牵连。程元振是代宗时期的权宦，深受代宗信任，却专权跋扈，陷害忠良，最终因罪被罢官。刘晏因与程元振有过交集，受到牵连，被罢去相位，改任太子宾客。好在代宗深知刘晏的才干，不久后便重新起用他，任御史大夫，继续掌管财政大权。这场风波虽有惊无险，却让刘晏意识到，官场险恶，需谨慎行事。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宰相元载因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被问罪，代宗命刘晏追查此案。元载在任期间党羽遍布，势力庞大，刘晏深知此案棘手，不敢独自审问，请求朝廷派李涵等五人与他一同审讯。在审讯过程中，刘晏公正严明，查清了元载的罪状，元载被赐自杀。时任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王缙也受到株连，刘晏念其为从犯，从中说情，使其免于一死，从轻处置。

这场案件，让刘晏的声望达到顶峰，却也让他与一个人结下了死仇——杨炎。杨炎是元载的亲信，与元载有戚谊，深受元载赏识和提拔，时任吏部侍郎。元载被杀后，杨炎受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他认为自己被贬是刘晏所致，心中对刘晏恨之入骨，发誓日后必报此仇。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宰相常衮独揽政权。常衮嫉妒刘晏的声望和权力，又担心刘晏威胁自己的地位，便以“刘晏有德政，应为百官师长”为由，上奏代宗，请求任命刘晏为左仆射。左仆射虽官阶崇高，却无实权，常衮此举，实则是想剥夺刘晏的财政大权。好在代宗清醒地认识到，刘晏所领的使务刚刚取得成效，难以找到合适之人接替，于是下诏让刘晏在担任左仆射的同时，仍兼管转运、盐铁等使职，常衮的阴谋未能得逞。

刘晏深知官场倾轧的残酷，始终保持着清廉自守的作风。他身居高位，执掌全国财政二十余年，却生活简朴，住在修行里低矮简陋的房子里，伙食十分简单，家中没有小妾和婢女。 他每次入朝谒见，骑在马背上就开始用鞭子计算财政收支；每天天刚亮就起身办公，直到深夜才休息，即便休假日也不曾荒废；政务无论轻重缓急，都绝不遗留到第二天。这份勤勉和清廉，让他赢得了百姓和下属的敬重，却也让那些贪腐官僚更加嫉恨。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代宗驾崩，唐德宗李适即位。德宗在东宫为太子时，就听说过刘晏的才干，即位之初，加封刘晏为关内、河东、三川的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继续让他执掌财政大权。但此时的朝堂，早已暗流涌动，杨炎被崔祐甫推荐，从贬所召回，任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

杨炎掌权后，第一件事便是报复刘晏。他深知德宗多疑，便精心罗织刘晏的罪状，先是散布谣言，称刘晏曾经暗中上表劝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废黜当时是太子的德宗。这一谣言直击德宗的痛处，让德宗对刘晏心生猜忌。“炎与晏有隙，诬晏在代宗时密谋拥立独孤贵妃之子韩王李迥为太子，废黜当时是太子的德宗李适。”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杨炎趁机上奏德宗，请求罢去刘晏的转运等使职，称转运使编制冗余，应当取消。刘晏察觉到危机，坚决请辞，可德宗此时已对刘晏心存不满，非但没有挽留，反而顺水推舟，罢去了他的所有使职。不久后，杨炎又诬陷刘晏呈交的账簿和实物不合，有贪污之嫌，德宗震怒，下诏将刘晏贬为忠州刺史。

杨炎并未就此罢休，他知道刘晏与庾准有旧仇，便提拔庾准为荆南节度使，让他罗织刘晏谋反的罪证。庾准为了讨好杨炎，捏造事实，上奏德宗，称刘晏在忠州暗中训练军队，与地方藩镇勾结，意图谋反。德宗本就对刘晏心存猜忌，接到奏报后，不辨真伪，当即下令派遣使臣前往忠州，赐死刘晏。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七月，使臣抵达忠州，刘晏接到赐死诏书，悲愤交加。他一生勤勉为国，清廉自守，从未有过谋反之心，却落得如此下场。面对使臣，刘晏从容整理衣冠，叩谢皇恩后，饮鸩而死，终年六十五岁。《新唐书·刘晏传》明确记载：“建中元年七月，诏中人赐晏死，年六十五。后十九日，赐死诏书乃下，且暴其罪。家属徙岭表，坐累者数十人，天下以为冤。” 刘晏死后十几天，宣布他罪状的诏书才发布，这种“先杀后诏”的做法，更显其冤屈。

杨炎为了斩草除根，还下令没收刘晏的家产，想从中找出“贪污谋反”的证据。可官吏清点后发现，刘晏的家产只有两车书籍和几斛粮食，别无他物。消息传回长安，朝中众官无不震惊惋惜，百姓也为他鸣冤。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奏德宗，称杀刘晏太过分，没有验证事实就先杀后下诏，全国人民都吃惊惋惜不已。

刘晏的家人被发配岭南，受牵连的官员有几十人。他的下属遍布全国各地，即便远在数千里之外，得知刘晏死讯后，无不痛哭流涕，许多人主动辞官，以表哀悼。《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晏没后二十余年，韩洄、元秀、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继掌财赋，皆晏故吏。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奉教令如在目前。” 由此可见，刘晏在下属心中的威望之高。

刘晏死后，杨炎独揽大权，推行两税法，虽在税制改革上有一定成就，却也专权跋扈，结党营私，与另一位宰相卢杞不和。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卢杞诬陷杨炎谋反，德宗下令将杨炎贬为崖州司马，途中赐死。德宗晚年，逐渐醒悟，意识到刘晏是被冤枉的。兴元初年（公元784年），德宗准许刘晏的家人回来，将他的遗体安葬。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德宗任命刘晏的儿子刘执经为太常博士、刘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上书请求辞官，希望朝廷能追赠父亲，德宗下诏追赠刘晏为郑州刺史，又加封他为司徒，正式为刘晏平反昭雪。

历史终究没有辜负这位一代能臣。刘晏的理财思想和改革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提出的“以养民为先”的理财理念，打破了传统的横征暴敛模式，为后世理财家树立了榜样；他的漕运改革、盐政改革和常平法，被后世历代沿用，成为中国古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家将他与春秋的管仲、战国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齐名，合称为“中国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这份评价，是对他一生功绩的最好肯定。

如今，在山东菏泽牡丹区，仍有一座“刘晏桥”，桥头的石碑上刻着他的生平事迹，供后人瞻仰缅怀。这座桥，不仅是为了纪念这位从菏泽走出的神童宰相，更是为了铭记他为大唐所立下的不朽功勋，铭记他清廉自守、勤勉为国的崇高品格。

刘晏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也是悲壮的一生。七岁神童成名，半生救大唐于水火，却因官场倾轧含冤而死，好在历史终还他公道。他用一生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谛，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能臣，不在于身居高位，而在于心怀百姓、勤勉为国；真正的功绩，不在于一时的风光，而在于经得起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