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围城终破局！苏丹迪灵之战给中国军队的三大警示

迪灵解围启示录：从苏丹围城战看解放军城市作战能力建设的紧迫性

一、围城之困：迪灵战役的军事样本意义

2026年1月26日，苏丹武装部队宣布解除对南科尔多凡州迪灵市长达两年多的围困。这场始于2023年4月的城市攻防战，在当代战争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巷战，也不是闪电式的城市突袭，而是一场典型的"现代围城战"：守军依托城市建筑群固守，攻方通过封锁、消耗、心理战等手段试图瓦解防御。最终，苏丹政府军通过外部增援突破封锁线，与城内守军会师，完成了这场持续近千天的军事行动。

从军事角度看，迪灵战役具有多重研究价值。首先，它验证了现代城市作战中"围而不攻"战略的可行性——快速支援部队通过切断补给线、制造人道主义危机，试图迫使守军因物资耗尽而投降。其次，它展示了城市防御体系的韧性：在缺乏外部支援、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守军仍能坚持两年之久，说明现代城市一旦完成军事化改造，其防御能力远超传统认知。第三，这场战役暴露了城市作战中的诸多难题：如何快速解围、如何维持被围城市的基本生存、如何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等，都是当代军事理论必须直面的课题。

对中国军队而言，迪灵战役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非对称城市作战的现代案例。它既不同于二战时期的斯大林格勒巷战，也不同于美军在费卢杰的机械化清剿，而是介于传统围城与现代特种作战之间的混合形态。这种形态，恰恰可能是未来台海、南海等潜在冲突区域可能出现的作战样式。

二、历史镜鉴：围城战的千年演变与当代启示

回顾军事史，围城战并非新鲜事物。从凯撒在阿莱西亚的双重围城工事，到蒙古军对襄阳的六年围困；从列宁格勒的900天坚守，到萨拉热窝的现代围城，人类战争史上，城市始终是攻防双方争夺的焦点。但迪灵战役的特殊性在于，它发生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一个无人机、卫星侦察、精确制导武器高度发达的时代，却依然呈现出"古典围城"的特征——这本身就值得深思。

围城战的本质是什么？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要塞和城市在战争中具有双重价值：既是防御的支点，也是进攻的障碍。拿破仑则用更直白的语言总结："围城战是后勤战略的极致体现。"迪灵战役再次印证了这一判断：快速支援部队之所以选择围而不攻，是因为强攻一座设防城市代价太大；而苏丹政府军迟迟无法解围，则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机动力量和突破能力。

从历史维度看，成功的围城战解围行动往往需要三个条件：强大的机动兵力、精确的情报支撑、有效的后勤保障。1944年巴顿将军解围巴斯托涅，靠的是第三集团军的快速机动和空中补给；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军队突破苏伊士运河，靠的是情报优势和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反观迪灵战役，苏丹政府军用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解围，说明其在上述三个维度都存在明显短板。

对中国军队来说，历史经验的核心启示在于：城市作战能力不是单一兵种或单一技术的叠加，而是体系化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一支军队能否在复杂城市环境中快速机动、精确打击、持续保障，取决于其指挥体系、情报体系、火力体系、后勤体系的整体效能。迪灵战役中暴露的问题——情报滞后、机动不足、保障困难——恰恰是检验军队现代化水平的试金石。

三、现实挑战：解放军城市作战能力建设的短板与瓶颈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中国军队在历次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城市作战经验（如解放战争中的上海战役、抗美援朝中的汉城战役），但现代城市作战已发生革命性变化。无人机、智能弹药、网络战、心理战等新质战斗力的加入，使得城市战场更加复杂、更加残酷。迪灵战役中，快速支援部队频繁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袭扰，这种非对称手段给守军造成了巨大心理压力——这种战法，在传统城市作战理论中并未充分预判。

根据公开资料和学术研究，解放军在城市作战能力建设方面面临以下挑战：

第一，实战经验断层。 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来，中国军队已有四十余年未经历大规模地面作战，城市作战更是缺乏实战检验。虽然通过朱日和等训练基地进行了大量模拟演练，但"训练场不等于战场"的规律依然存在。迪灵战役中守军面临的心理压力、物资匮乏、医疗危机等现实困境，在训练中难以完全复现。

第二，理论创新滞后。 当前的城市作战理论，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传统巷战思维基础上，对无人机蜂群、智能地雷、网络攻击等新型作战手段的应对策略研究不足。迪灵战役显示，现代围城战已进入"混合战争"阶段，军事行动与非军事手段（如人道主义危机、舆论战）相互交织，这对指挥员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装备体系适配性有待提升。 城市作战需要专用装备：小型无人机、单兵侦察设备、破拆工具、巷战装甲车等。虽然解放军已列装部分新型装备，但体系化、规模化、实战化程度仍需加强。迪灵战役中，守军缺乏有效的反无人机手段，导致被动挨打——这种困境提醒我们，必须加快"城市战专用装备体系"建设。

第四，联合指挥能力考验。 现代城市作战是典型的联合作战，涉及陆军、空军、火箭军、信息支援部队等多个军种。如何实现情报共享、火力协同、后勤一体，是对指挥体系的严峻考验。迪灵战役中，苏丹政府军迟迟无法组织有效解围，部分原因在于各军种协同不畅。中国军队虽已完成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但在复杂城市环境下的联合行动能力，仍需通过实战化演练不断磨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承认短板不是自我否定，而是理性认知的体现。中国军队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距离"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仍有提升空间。迪灵战役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现代城市作战的复杂性，也照出了我们与实战要求之间的差距。

四、破局之道：对中国军队城市作战能力建设的五点建议

基于迪灵战役的启示和解放军建设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建设性意见，供决策者和军事研究者参考：

建议一：构建"城市作战能力评估体系"，以战法创新牵引装备发展。 当前的城市作战训练，存在"为演而演"的风险——预设脚本、固定流程、缺乏突发情况。建议建立基于实战需求的评估标准，将城市作战能力分解为机动能力、火力能力、保障能力、心理战能力等多个维度，定期组织红蓝对抗检验，发现问题、补齐短板。同时，以战法需求倒逼装备研发：需要什么就打什么仗，打什么仗就造什么装备，避免"装备等战法"的被动局面。

建议二：加强"非对称作战"研究，应对无人机、网络战等新型威胁。 迪灵战役证明，低成本无人机已成为城市作战的"游戏规则改变者"。中国军队应加快反无人机体系建设，包括电子干扰、激光拦截、网络攻击等多种手段。同时，要重视网络空间作战能力建设，因为现代城市高度依赖网络和通信，一旦被切断或干扰，指挥体系可能瘫痪。建议在朱日和等训练基地增设"网络攻防"科目，提升部队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生存能力。

建议三：推动"军地融合"在城市作战领域的深度合作。 城市作战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一座城市的交通、通信、水电、医疗等基础设施，既是作战依托，也是民生保障。建议建立军地协同机制，在平时就完成城市基础设施的军事化改造预案（如人防工程、应急通道、物资储备点），战时能够快速转入战时状态。同时，可借鉴民用无人机、智能机器人等技术，提升城市作战的科技含量。

建议四：强化"心理战和舆论战"能力建设。 现代战争是"镁光灯下的战争"，舆论场的重要性不亚于战场。迪灵战役中，快速支援部队通过制造人道主义危机，试图在国际舆论上孤立苏丹政府。中国军队应加强心理战部队建设，既要有"硬摧毁"的能力，也要有"软杀伤"的手段。同时，要重视战时舆论引导，掌握话语权，避免陷入被动。

建议五：加大"实战化训练"强度，打破"和平积弊"。 最后的建议也是最根本的：一切能力建设，最终都要落到训练上。建议增加城市作战演训的频次和强度，引入"无预案、无脚本、无限制"的对抗模式，让部队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摔打锤炼。可以借鉴外军经验，建设更加逼真的城市作战训练场（如模拟台湾城市环境的设施），让官兵在训练中熟悉未来战场。

五、结语：以史为鉴，向战而行

迪灵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但留给中国军队的思考才刚刚开始。这场发生在非洲大陆的围城战，看似遥远，实则贴近——它提醒我们，现代战争没有固定的模式，城市作战更没有简单的答案。一支军队的强大，不在于拥有多少先进装备，而在于能否在复杂环境中快速适应、有效应对。

人民解放军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催人奋进。面对迪灵战役这样的现实案例，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盲目自信，而应以理性的态度、务实的精神、创新的勇气，加快推进城市作战能力建设。这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国家安全问题——因为未来的战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正如一位军事家所言："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忘记了战争的模样。"迪灵战役用血与火的教训告诉我们：城市作战，准备好了吗？这个问题，需要每一名中国军人用行动回答。

（全文约2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