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国宝之争，马绍武与新疆文物流失的隐秘往事

南博事件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文物流失的痛。其实近代以来，这种痛已不是第一次。在西北边疆的风沙中，藏着一段被历史尘封的国宝之争。

提及新疆文物流失，人们多会想起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探险家的名字，却极少有人知晓，一位名叫马绍武的民国喀什道尹，曾在上世纪初动荡的时局中，以矛盾的行为左右着新疆国宝的命运，其背后的隐秘往事，正是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困境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初的新疆，是一块令西方探险家垂涎的“文化宝库”。和阗的古城遗址、尼雅的千年文书、沙漠中的丝绸残片，承载着西域文明的密码，也成为列强掠夺的目标。彼时，杨增新、金树仁相继主政新疆，军阀割据的局面让边疆治理形同散沙，中央政府的文物保护政令难以真正落地。而喀什作为南疆的政治、文化中心，成为外国考察队进入新疆腹地的必经之地，时任喀什道尹的马绍武，便成为守护这片“文化宝库”的第一道，也是最关键的一道防线。他手握地方行政与监管大权，既要应对中央政府的指令、地方军阀的意志，又要周旋于德国、英国等国的外交压力，更要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做出抉择。正是这些复杂的博弈，让马绍武在文物事务中的行为充满了争议与谜团。

1927年，一场隐秘的文物“偷渡”事件，让马绍武成为文物流失的“千古罪人”之一。这一年，德国探险家特林克勒率领考察队，在未获得中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擅自闯入新疆和阗地区。他们在古城遗址中肆意发掘，将大量古陶器、玉器、纺织品及地质标本收入囊中，其非法行为很快引发国内学术界的强烈抗议。新疆省主席杨增新当即下令，拘禁考察队员并收缴全部采集品，马绍武初任喀什道尹，也奉命禁止考察队继续活动，迫使特林克勒与另一位队员太拉仓皇离境。然而，考察队的另一名成员博斯哈德却选择滞留喀什，负责处理遗留的文物运输事宜。谁也没有想到，这段滞留经历竟成为文物流失的关键伏笔——博斯哈德凭借圆滑的交际手腕，与马绍武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

1928年7月，杨增新遇刺身亡，金树仁继任省主席，新疆政局的突变给了博斯哈德可乘之机。中央学术团体紧急致函金树仁，恳请下令将德国考察队的文物押解至乌鲁木齐统一保管，防止外流。但金树仁的电令迟至7月23日才送达马绍武手中，而此时的马绍武早已被私交蒙蔽了双眼。面对“扣留文物”的明确指令，他选择阳奉阴违：仅对文物箱子进行了象征性的开箱登记，随意扣留了少量无关紧要的采集品，便默许博斯哈德将特林克勒、太拉的全部文物及自身大部分藏品，于当年12月5日经俄国秘密运往德国。这批凝聚着西域文明精华的国宝，就此流落海外，成为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道伤疤。而马绍武的徇私行为，不仅暴露了民国边疆文物管理的巨大漏洞，更让他在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污点。

然而，仅仅三年后，马绍武却在另一场国宝之争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姿态，成为抵御外国掠夺的“硬骨头”。1930年11月，英国著名探险家斯坦因带着中国外交部颁发的合法护照，开启了他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尽管手续合法，但斯坦因此前三次考察中疯狂掠夺敦煌文书、楼兰文物的劣迹，让国内学术界对其恨之入骨，强烈要求新疆政府驱逐此人并扣留文物。作为地方监管者，马绍武按照新疆惯例，派遣官员张某随行监视斯坦因的考察活动，虽未能完全阻止其考古发掘，却也时刻保持警惕。1931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连续发电，严令新疆省政府驱逐斯坦因、扣留全部文物，马绍武接到金树仁的电令后，立即采取行动，成为阻止斯坦因掠夺的直接执行者。

即便斯坦因中途甩开监视人员，潜入尼雅遗址，用一周时间发掘出公元3世纪的佉卢文文书、丝织品、木器等大量珍贵文物，马绍武也未妥协。当这些文物被送至英国驻喀什领事馆保管，英国总领事舍里夫试图以“赠送”为名，将文物转交斯坦因，并以外交压力逼迫马绍武让步时，这位此前因私废公的道尹却展现出惊人的强硬。他在致舍里夫的信函中明确表态：“这批文物全都必须由新疆收回，绝无与中央政府磋商的必要”。这一态度与对待博斯哈德时的软弱形成鲜明对比，也让英方的外交施压无功而返。1931年11月21日，英国总领事斐慈默最终将全部文物正式移交给马绍武，这场持续近一年的国宝之争，以中国地方政府的胜利告终。尽管这批文物后来因时局动荡下落不明，但马绍武在此次事件中展现的坚定立场，无疑避免了国宝再次流失的悲剧。

为何马绍武在两场国宝之争中表现如此矛盾？这背后藏着民国边疆官员的深层困境。从个人层面来看，马绍武缺乏坚定的文物保护信念，个人关系与利益考量往往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与博斯哈德的私交让他突破底线，而面对英国的强大外交压力与中央政府的明确指令，他又不得不选择坚守立场。从时代层面来看，新疆远离中央、军阀割据的局面，让马绍武缺乏稳定的政策指引与有效的监督约束，文物保护全凭官员个人操守；而他作为行政官员，对文物价值的专业认知不足，也导致其决策缺乏长远考量。正是这些因素的交织，让马绍武成为新疆文物流失史上最复杂的“关键人物”。

如今，马绍武的名字早已被历史的风沙掩埋，很少有人知晓这位民国道尹与新疆国宝的隐秘往事。但他的矛盾行为，却为我们揭开了近代中国文物保护的艰难图景：在国家积贫积弱、边疆治理失序的时代，国宝的命运往往系于个别官员的一念之间。马绍武因私放文物留下的污点，与他坚守立场追回文物的功绩，共同构成了这个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回望这段往事，我们不仅要铭记文物流失的伤痛，更要汲取教训——文物保护不能依赖个人操守，唯有建立健全的制度保障、强化中央与地方的协同监管、提升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才能真正守护好民族的文化瑰宝。

每一件流失的文物背后，都藏着复杂的历史博弈；每一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都需要放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中审视。而那些散落海外的新疆国宝，与这段未被遗忘的往事一起，成为激励我们守护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文明的永恒动力。

参考文献:

王冀青：《奥莱尔·斯坦因的第四次中央亚细亚考察》，《敦煌学辑刊》1993年第1期（总第23期），第98-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