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解放初上海“代号X”间谍落网的背后，真相令人始料未及

1948年下半年，上海警界出了桩怪事。

这事儿听着跟闹着玩似的，可偏偏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差错，差点把一桩大案给搅黄了。

事情还得怪那个负责户口登记的老警察。

因为实在听不懂那一嘴的苏北土话，他在登记簿上落笔的时候手滑了一下。

当时那个叫王秀丫的女佣人来报临时户口，嘴里报的是自己的名儿，可落到那警察耳朵里，硬生生变成了“黄小霞”。

后来这岔子虽然被发现了，可这老警察也是个怕麻烦的主儿，懒得重新换本子，索性就在边上随便描补了一笔：“又名王秀丫”。

就这么个偷懒的举动，给后来的专案组砌了一堵看不见的墙，让人撞得头破血流。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咱们把日历翻回到12月初，地点南京。

那会儿，专案组的一把手郝真儒正愁得直抓脑袋。

摆在他面前的局势简直是一团乱麻：线索彻底断了。

那个要抓的重犯曾涉川，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在南京城里连个鬼影子都找不着。

这下子，专案组被逼到了墙角，只有两条道可走：

要么，继续在南京死磕，赌曾涉川那老狐狸会露马脚。

要么，承认这把扑空了，收拾东西换个地方再战。

郝真儒问大伙儿该咋办。

侦查员支富德脑子转得快，他把话挑明了：“咱们手里其实还有一张牌，就是曾涉川。

既然这老小子不在南京，那咱们就去上海，找那个跟他一条绳上的蚂蚱——女佣王秀丫。”

这话听着简单，背后的算盘可是打得啪啪响。

警方之前给王秀丫画过像，这女人绝不是个只会烧饭洗衣服的普通保姆。

她是“品字三方会”的人，说她是外围的核心人物也不为过。

凭什么这么笃定？

这里面有笔账是算得清清楚楚的：

头一个就是时间点。

王秀丫在上海给人当了四五年佣人，被拉进特务组织也就是最近的事儿。

为啥？

因为那个“品字三方会”刚成立没多久，此前曾涉川那帮人光顾着逃命躲藏，哪有闲工夫发展下线？

再一个是信任度。

想把一个老实巴交的女佣拉下水，发展她的人必须得是她极其信得过、而且天天在眼皮子底下晃悠的人。

还有就是职业特性。

干佣工这一行，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外人想避开东家的眼线，三番五次地接触王秀丫给她洗脑，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算来算去，结论就摆在桌面上：王秀丫伺候的那个东家，就是那个代号“X”的特务头目。

逮住了王秀丫，就能顺藤摸瓜揪出东家；揪出了东家，曾涉川还能往哪儿跑？

这就好比打仗，正面冲不进去，咱们就迂回一下，从侧翼的保姆身上打开缺口。

12月8号一大早，一张无形的大网在上海铺开了。

专案组通过市局治安处，给全市所有的派出所下了死命令：把辖区里的临时户口底册翻个底朝天。

找谁？

目标很明确——江都人，四十岁上下，姓王。

按说这就是个笨功夫，只要王秀丫报过户口，哪怕她是钻进了耗子洞，也能给拎出来。

可整整两天过去，全市筛了一遍。

回报上来的数字让人心凉：零。

啥也没捞着。

这事儿太邪门了。

江都那边传来的情报是板上钉钉的，王秀丫明明就藏在上海。

到底是哪个环节掉了链子？

专案组一度怀疑是上海这边的片警干活不细致。

这时候，曾涉川和王秀丫藏在哪儿呢？

俩人正躲在黄浦区南苏州路的一栋独门小楼里。

那是特务保福祥（对外叫顾先生）的老窝。

早在1945年，这姓保的就弄了个假身份盘下了这宅子，一直像个钉子似的潜伏到现在。

曾涉川这人精明得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可他没法把女佣也锁在屋里，毕竟还得有人出门买菜做饭。

他千叮咛万嘱咐，让王秀丫管住嘴，别出去瞎咧咧。

王秀丫那会儿还挺自信，拍着胸脯说：“顾先生早就交代过了，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年底我跟着顾先生起，从来没出过篓子，您把心放肚子里吧。”

她确实没出篓子，是那个户籍警的糊涂笔误给她打了把掩护。

面对排查落空的僵局，郝真儒不得不做第二个关键决定。

档案里查不到，难道就这么算了吗？

专案组决定换个套路。

这回他们的思路是这么理的：曾涉川和保福祥是怎么接上头的？

曾涉川手里有个“褚记木器店”。

在他跟保福祥断了联系的那段时间，肯定是保福祥主动找上门的。

像他们这种老特务，胆子小得跟兔子似的，保福祥绝不会贸然写信，更不敢直接闯进去。

他肯定会先派个脸生的人去木器店周围踩盘子，确定没尾巴了才会接头。

这就意味着，保福祥手底下的人，肯定在木器店附近露过面。

于是，郝真儒带着当地的一帮警察，一共十四号人，分成七个小组，直扑“褚记木器店”所在的董家渡赖义码头街。

说白了，这就是个大海捞针的笨法子。

可有时候，老天爷就爱把运气藏在笨法子里。

12月10号下午三点，破局的关键人物登场了。

这人叫伍亦纯，是个开出租车的的哥。

当警察找上门的时候，他嘴里蹦出了一个看似不起眼，实则要了亲命的细节。

那是10月下旬的一天，老伍把车开回家想吃个午饭。

不凑巧，工务局正在修路，家门口的路被封得死死的。

没办法，他只能把车扔在旁边小学的操场上，自己甩火腿走回家。

就在封路的那个铁架子跟前，他瞅见了一辆同样被堵住的黑色出租车。

路不通，那辆车只能掉头往回开。

就在这节骨眼上，车门开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被老伍那双职业司机的眼睛像照相机快门一样，“咔嚓”一下印在了脑子里：

先是司机下来，从后备箱搬出一辆折叠轮椅。

紧接着，后座下来一个四十来岁的壮实女人，那打扮一看就是个帮佣的“娘姨”。

这女人从车里搀扶出一个老头——脸色红润，留着把长胡子，手里拄着根镶银的红木手杖，看着挺气派，就是腿脚不利索。

老伍这人热心肠，看人家不方便，就上去搭把手把轮椅展开，推到老头跟前。

那个“娘姨”还挺客气，说了句：“劳驾您帮着扶一把。”

就是这几分钟的耽搁，再加上那是条弄堂窄路，老伍步行跟在那辆轮椅车后面，走了差不多有五七分钟。

这条情报简直价值连城，关键点有三个：

第一，外貌特征严丝合缝。

一口苏北腔的中年妇女（王秀丫），腿脚不便的老头（保福祥扮的）。

第二，时间和地点全对上了。

就在木器店附近的封锁区域。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老伍在无意之间，记住了那辆黑色出租车属于祥生汽车行，脑子里甚至还印下了车牌号的后三位数字。

这就是传说中的绝杀。

就在专案组顺着车牌号这条线索一路狂奔，最终锁定南苏州路保福祥那栋宅子的时候，时间不知不觉到了12月10号晚上六点。

这时候的曾涉川还在做着美梦，完全不知道大祸临头。

他和王秀丫刚吃完晚饭，两人叫了一辆三轮车，兴冲冲地往西藏南路的“大世界”（那会儿叫人民游乐场）去寻开心。

曾涉川可能还在暗自庆幸自己躲过了南京那一劫，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前脚离开那栋房子大概半个钟头后，专案组锐利的目光已经死死钉在了这栋小楼上。

回过头来看这个案子的转折，真是充满了戏剧性。

要是那个户籍警没写错名字，王秀丫早就进局子了。

要是工务局那天没修路，那辆黑色出租车就不会停下来，热心的的哥伍亦纯也就不会有那几分钟深刻的记忆。

但在这些历史的巧合背后，藏着专案组必然的逻辑：

当档案这条路走不通时，他们精准地推算出了特务的接头方式，并且把警力撒向了最可能留下蛛丝马迹的街头。

所有的运气，说到底，都只偏爱那些做好了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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