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建国不足百年、面积最初仅1.52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千万的区区小国,何以在强敌环伺的中东纵横捭阖近八十年,屡次在生死存亡之战中取胜?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犹太人最会赚钱”的刻板印象。然而,真相远非一个“商业基因”所能概括。
历史上,犹太民族长期身处逆境。自中世纪起,欧洲基督教世界将犹太人视为“背叛耶稣”的象征,进行系统性排斥与驱逐。马丁·路德曾公开鼓吹驱赶犹太人,19世纪更演变为“犹太劣等论”,最终被纳粹利用,成为大屠杀的意识形态工具。二战期间,近600万犹太人丧生。这一悲剧固然与纳粹转移社会矛盾、掠夺犹太人财富有关,但直接的祸根是犹太人“太富有”,更深层的是欧洲长期弥漫的反犹主义与种族仇恨。
犹太民族在长达千年的流散中,确实形成了独特的生存智慧。因为常被禁止拥有土地或从事某些职业,许多犹太人转向商业、金融与知识行业,逐步积累经济实力与跨国网络。犹太经典《塔木德》中蕴含的契约精神、理性思维与教育理念,也为商业实践提供了文化基础。但这并非纯粹的“赚钱基因”,而是在压迫环境中锤炼出的适应力与共同体互助传统。
1948年,联合国通过181号决议,同意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与阿拉伯国。这一决议的诞生,背后确有美国的大力支持,而美国国内强大的犹太社群(约600万人)及其在经济、媒体、学术界的深远影响力,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以色列的建国更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长达半世纪的政治努力、国际博弈与战争较量的结果,并非仅凭金钱所能推动。
建国后,以色列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五次中东战争中,它一度以一敌多,却最终站稳脚跟。今天的以色列拥有高度发达的科技、农业、全球领先的军事技术(如“铁穹”防御系统)、繁荣的创新生态与强大的情报网络,被誉为“中东硅谷”。其国防支出占比极高,实行全民兵役,形成了一支战力精锐、应变迅速的强大武装力量。
这一切成就的背后,不仅仅源于犹太人“能赚钱、会赚钱”的历史基因,更在于以色列将危机感转化为动力的国家战略:对教育的极度投入(24%的公民拥有硕士以上学历)、对科技创新的持续鼓励、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段,以及强烈的集体生存意志。犹太文化中重视学习、质疑与辩论的传统,也在现代以色列转化为创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以色列的强大,并非单一“商业天赋”的遗传产物,而是历史创伤淬炼出的坚韧、危机驱动的科技创新、战略性的国际联盟,以及一种将逆境转化为生存智慧的民族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更像是一个在压力下不断演化、始终以智力与组织力应对挑战的高效能系统。金钱或许是它的盔甲之一,头脑与意志才是它的剑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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