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六名红军被害30年后调查，真凶竟是提供线索人

1950年，长沙。

包云升蹲在阴冷的号子里，眼珠子骨碌碌直转，他在心里盘算着一桩买卖。

这买卖的本钱，是他肚子里藏着的一个“惊天秘密”；至于赚头嘛，是他项上这颗人头。

进号子的原因不光彩，强奸罪。

搁在那会儿，这罪过轻了是把牢底坐穿，重了就是直接拉出去“吃花生米”。

想活命，就剩华山一条路：立功，赎罪。

他手里正好捏着张牌——十几年前，红军执法队六名战士在湘春面馆惨遭毒手。

这可是血海深仇，公安局查了多少年，愣是一点皮毛都没摸着。

凶手是谁？

包云升心里跟明镜似的。

但他把牙关咬得死紧，不打算吐露真话。

他心里那把小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事情过去这么些年，面馆早拆了，当年的伙计也不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兵荒马乱的岁月，谁还能记得谁？

于是，他憋出了个胆大包天的损招：把这顶“反革命杀人犯”的屎盆子，扣到邻居祁宽寒头上。

这步棋，包云升自觉走得高明：祁宽寒是个孤儿，没靠山没背景，平日里也就靠打打零工混口饭吃，简直就是现成的软柿子，随便捏。

只要公安局信了这套鬼话，让祁宽寒当了替死鬼，自己就能减刑回家抱老婆孩子。

这叫什么？

这就是典型的“机关算尽太聪明”。

包云升千想万想，唯独算漏了一茬：

坐在他对面的这帮人，为了扒出真相，那是敢把长沙城地皮都给揭三层的主儿。

接这个烫手山芋的，是专案组组长丁保国。

拿到包云升的检举材料，丁保国脑子里就崩出一个字：查。

照包云升的说法，那个祁宽寒住在烈士祠边上，还在湘春面馆当过跑堂。

这故事编得有鼻子有眼，逻辑也严丝合缝。

谁知刚迈出第一步，脚就崴了。

专案组风风火火跑了趟派出所，把户籍底册翻了个底朝天，结果只有四个字：查无此人。

这就有意思了。

是包云升在这儿信口开河，还是户籍登记出了岔子？

那会儿正是“镇反”最紧要的关头，派出所忙得脚打后脑勺，漏登也不是没可能。

丁保国沉住气，没急着下定论，转头去了辖区居委会。

那里的老大妈们最是热心肠，但也最实在——大伙儿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谁也没听说过这么号人物。

案子办到这份上，按老规矩，其实能结了：查无实据，线索断了，举报不实。

可丁保国偏不信这个邪。

他心里的账是这么算的：包云升是为了保命才举报，编个假名字忽悠警察，对他有啥好处？

一旦穿帮，那是罪加一等，死得更快。

所以，这人十有八九是存在的，只是藏得太深，变成了“黑户”。

咋找？

丁保国琢磨了个笨法子，也是最硬核的法子。

他对弟兄们说：“包云升不是说见过祁宽寒挑水吗？

烈士祠门口那口井，靠它喝水的住户是有数的。

哪怕有一百家，咱们一家家去砸门，我就不信问不出来！”

这叫“笨功夫”。

干刑侦这行，往往就是这种笨功夫，最能治那些滑头鬼。

丁保国领着人，把警服一脱，换上便衣，借口查水质，开始挨家挨户敲门。

敲到第29家的时候，口子撕开了。

这家的男人姓金，是个铁路工人，巧的是，他媳妇姓祁。

丁保国脑子转得飞快，不动声色地套了几句近乎，老金就没防备：没错，我是有个小舅子叫祁宽寒，在大西门碾米厂修机器呢。

人，捞着了。

包云升的第一步棋，看似让他走通了。

可偏偏，随着审讯一步步深入，专案组碰上了一件挺尴尬的事儿：

这祁宽寒确实不是个东西，但他跟红军被杀这事儿，八竿子打不着。

查来查去，红军遇害那年，祁宽寒还在别处混日子呢，第二年才去的湘春面馆。

时间轴根本对不上号。

不过，这一网撒下去也没空手。

祁宽寒虽然没杀红军，却哆哆嗦嗦交代了另一条人命：当年他和面馆老板项盼霖狼狈为奸，弄死了一个进店讨饭的小叫花子，抢了人家身上藏着的“黄白之物”，尸首直接填了井。

这倒是个意外收获，破了起谋财害命的案子。

可对丁保国来说，红军被杀这条主线，又断了。

面馆老板项盼霖既然手上有命案，会不会顺手也杀了红军？

审了半天，项盼霖死活不认账。

丁保国把当年面馆那六个老伙计全找来开座谈会，大伙儿七嘴八舌回忆了半天，也没嚼出个所以然来。

线索再次归零，回到了起点。

这时候，换个普通人，估计早就泄气了。

嫌疑人抓了，不对路；举报人给的线索，半真半假。

这就好比走迷宫，好不容易瞅见前面有点亮光，跑过去一看，是堵墙。

可转机这东西，往往就藏在“多嘴问一句”里头。

座谈会散了后，有个姓易的伙计——如今开了家茶叶店当老板了——给丁保国挂了个电话。

他说，回家想了宿，脑子里冒出个细节。

“出事那前后几天，有个头上长癞痢疮的后生，天天晚上往面馆跑。

也不怎么吃东西，就要碗光面，坐那儿干瞪眼，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

出事那天晚上，他没露面。

打那以后，这人就跟蒸发了一样。”

癞痢头。

十五六岁。

老气横秋。

这幅画像一描出来，丁保国的眼珠子立马亮了。

话分两头，几百公里外的湘潭，那边送来了一份要命的情报。

湘潭公安逮住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姓黎。

这小子为了保住狗命，像倒豆子一样吐出了一段江湖秘闻。

他说大概在1940年，听个土匪酒后吹牛，说当年长沙红军被杀那案子，是宁乡“白虎帮”下的手。

这帮土匪吃饱了撑的杀红军？

这里头有一套黑道逻辑。

当年彭雪枫（后来新四军响当当的师长，当时是红三军团的高干）下令狠狠收拾了制造“鼎丰银楼大劫案”的土匪。

白虎帮为了报仇雪恨，谋划着要刺杀彭雪枫。

他们花钱买通了一个叫“柏胡子”的长沙混混当眼线。

风声传出来，彭雪枫晚上会去湘春面馆吃夜宵。

结果动手那天晚上，彭雪枫因为开会没去成。

杀红了眼的土匪扑了个空，为了不走空趟，索性把正在吃面的六名红军巡逻队员给当了替罪羊。

这条情报，把案子的拼图补上了一大半：动机有了，主谋有了，动刀子的也有了。

眼下的死结是：谁是那个给土匪递点子的“眼线”？

那个叫“柏胡子”的混混，早在1940年就病死了，坟头草都几尺高了。

线索眼看又要断。

可丁保国他们那股韧劲儿上来了，顺藤摸瓜找到了柏胡子的前妻——钟老太太。

钟老太太是个实诚人，而且对前夫恨得牙痒痒（因为柏胡子当年为了娶小老婆，把她给休了）。

她不光证实了柏胡子确实给土匪送过信，还抛出了一个更炸裂的细节。

柏胡子虽然是个混混，但也怕死得难看。

他知道得罪共产党没好果子吃，可又不敢得罪心狠手辣的白虎帮。

这笔账，柏胡子是这么算的：

如果不干，白虎帮分分钟让他消失；如果干了，共产党以后可能会找麻烦，但那是“以后”的事。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接了这单活儿。

但这老小子留了个心眼，没自己出面去面馆踩点，而是雇了个跑腿的小弟当替死鬼。

钟老太太回忆说：“那个小弟头上长着癞痢疮，柏胡子喊他‘小癞痢’。”

丁保国紧追不舍：“这小癞痢叫什么名儿？”

老太太嘴里蹦出三个字。

听到这三个字，专案组所有人当场愣住，下巴差点掉地上。

那名字叫：包云升。

这世上的事儿，有时候就是这么荒唐。

绕了一大圈，案子又回到了原点。

那个坐在看守所里、贼喊捉贼的举报人，正是当年那个踩点的“癞痢头”。

为了把案子办成铁案，丁保国把开茶叶店的易老板请到了看守所。

隔着铁栅栏，二十年的岁月像把杀猪刀，易老板愣是没敢认。

丁保国干脆让人把易老板带进去，脸对脸地认。

更有意思的一幕发生了：易老板还没认出包云升，包云升先认出了易老板。

那一瞬间，眼神里的惊慌失措，没逃过丁保国的火眼金睛。

“给他剃头！”

丁保国一声令下。

推子推过，头发落地，露出了头皮上那标志性的癞痢疤痕，像是罪恶的烙印。

在铁证面前，包云升彻底瘫了，像一滩烂泥。

原来，当年的包云升只有十五六岁，为了柏胡子赏的那十块大洋，每天晚上去面馆“把风”。

他负责盯着彭雪枫来没来，然后给土匪报信。

那天晚上，虽然彭雪枫没露面，但他还是给土匪发了信号，导致六名红军战士惨死刀下。

事后，他拿了钱，以为这事神不知鬼不觉，早烂在肚子里了。

这才是包云升心里真正的“如意算盘”：

他进局子后，想起了邻居祁宽寒。

他觉得，反正知情人（柏胡子）死了，面馆也没了，自己只要一口咬死是祁宽寒干的，凭着对细节的了解，公安局肯定信。

这一招叫“移花接木”。

要是让他蒙混过关，他就是检举有功的大证人，减刑出狱，逍遥法外。

但他算错了一点：历史是有记性的。

他以为死人闭了嘴，可活人（钟老太太、易老板）还记着；他以为时间能冲刷罪证，但他头顶那块癞痢疤，却是怎么洗都洗不掉的罪证。

后来，根据包云升的交代，专案组顺藤摸瓜，把当年参与动手的四名土匪底细查了个底儿掉。

除了一人早死、一人逃去台湾外，剩下两个躲在老家苟延残喘的凶手也被缉拿归案。

1951年，包云升和那两名土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回头看这个案子，包云升死得一点都不冤。

本来如果他老老实实蹲大牢，也就是个强奸罪，罪不至死。

但他太想算计了，太想把别人当傻子耍了。

他把别人推向深渊的时候，其实早就站在了悬崖边上，一只脚已经踏空了。

只是他当时光顾着算计那点减刑的甜头，忘了算一算这背后巨大的风险成本。

这世上最赔本的买卖，往往就是自作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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