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央派万里去湖北，邓小平却说：你去安徽，杀出一条血路

1977年仲夏，北京的夜风里带着栀子花味。中南海里灯火未眠，几位老同志围坐商议地方干部调整。名单上写着“万里——调湖北省委”。就在大家准备拍板时，方才复出的邓小平提出异议，他很平静，却句句掷地有声：“湖北有人可用，安徽才是真正卡壳的地方。让万里去，杀开一条路。”会议室一瞬安静，烟头的火星闪了又灭，这句话为安徽随后两年的巨变埋下伏笔。

把目光拉回三十年前，1916年初冬，山东东平湖畔寒风凛冽。一个穷小子在昏暗的油灯下啃旧书，他便是万里。读书识字改变了他的命运，也把他推向更广阔的天地。1936年5月入党，1947年在大别山为刘邓大军筹粮，这些经历让邓小平对他刮目相看。一次战后小酌，邓小平笑着问香烟来历，万里支支吾吾后坦白“攻下郭通天家”。邓小平大笑，拍桌称赞“机灵鬼”。此后两人惺惺相惜。

新中国成立后，万里调建工部。1958年“十大建筑”从设计到竣工只用十个月，毛泽东当着众人调侃：“别人日行千里，他是日行万里。”一句玩笑，却也定格了万里雷厉风行的标签。

时间拨到1975年。邓小平临危受命主持工作，决定用铁路整顿作为突破口。众人犹豫，他点将万里：“铁路得靠你。”万里接令十日，赶赴徐州。整顿方案一口气列出几十条，司机、调度、工务、后勤全部重排；第十一天，列车对数从38对蹿到72对。5月的钢铁座谈会上，邓小平当众表扬万里，称他“敢打硬仗”。只是这一年未完，两人又同时被“打倒”。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首要任务是为改革选“尖刀班”。1977年7月，中央组织部起草任命：万里赴湖北。邓小平翻阅材料，眉头紧锁。湖北虽有难点，却不至于“寸草不生”；安徽不同，连年灾荒，加上“左”的束缚，县乡干部畏首畏尾，急需破局。“你去安徽，给我冲个口子。”他拍板定音。几天后，任命电文公示：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9月初，万里悄然抵合肥，没有座谈会，没有欢迎横幅，他要先摸底。三个月内，他蹬着吉普跑遍17个地市，白天田埂、晚上农舍，与社员围火而谈。“不分田，连种子都攒不下，”一个老农拍着干裂的稻草垫子说，嗓音沙哑到几乎听不见。万里默记，心里有了主意。

11月，《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出台，简称“六条”。它提出生产队自主权、家庭副业、责任制等触碰“禁区”的字眼。文件在合肥刚印出就引起波澜，省内外质疑声四起。有人暗示“这不是开倒车么”；万里把电文递给邓小平，电话那头传来一句：“放手干！”

政策刚露效，天公却不作美。1978年秋，安徽遭百年大旱，四百万群众饮水困难。万里宣布“借地渡荒”：集体种不了的地，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干部犹豫，他步行到田里撒下一把麦种，示范就是命令。秋种结束，安徽反把旱年过成了平年。

就在同一年冬天，凤阳小岗村18名农民摁下红手印，悄悄立下“包产到户”生死状。惊雷划破夜空，省地两级干部坐不住了：分田到户，是不是要犯大错误？消息传到合肥，万里拿笔在报告上批：“暂不作组织处理，先看秋收。”短短十个字，保住了小岗的实验田。

1979年10月，小岗村谷场黄金灿灿，产量66吨，相当于此前五年总和。数据一摆，质疑声开始哑火。万里北上开会，陈云听完汇报点头：“我赞成。”邓小平也丢下一句：“别争论，粮袋子最有发言权。”此后，“包干到户”犹如星火燎原，川、陕、粤各省纷纷效仿。

1980年2月，万里进京出任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关于农村政策的争执却愈演愈烈，会上有人忧心“集体经济会散架”。邓小平31日发言回击：“怕什么？只要农民增产增收，就是社会主义的新路子。”此举给所有犹豫者吃下定心丸。1982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田野上响起拖拉机的轰鸣，集市里飘起肉臊子的香气，人们用一句顺口溜表达谢意：“要吃米，找万里。”

1992年初春，南国草木葳蕤。邓小平在深圳对记者提到万里：“农村改革从安徽起步，万里功不可没。”这不是客套，是对先行者最朴素的认可。1993年3月31日，万里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挥笔留诗：“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话听着轻松，那些年风里雨里走出来的人才懂其中辛酸。

2015年7月15日，凌晨的北京医院灯光昏黄，万里静静离世，享年九九。新华社的短讯只有几百字，对老百姓而言，却足够回想：从铁路整顿到小岗村，从“六条”到“一号文件”，许多改变的背后，都能看到他奔走呼号的身影。

历史不会开倒车，也从不自动前进。1977年那句“你去安徽，杀出一条血路”，像一把锄头，劈开坚硬的土地，让种子得以发芽。后来的人常把两个名字放在一起提及，既因率先垂范的魄力，也因那段艰辛岁月中彼此的信赖——一位设计蓝图，一位举火开山，山河因此改色，亿万农户的餐桌因此丰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