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 22 潘汉年实际上成了中共在香港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作者：尹琪

胜利在望全面担当中共代表重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1948年9月到1949年初这段时间里，连 续发动了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整 个解放战争和整个革命的形势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正如毛 泽东在1949年元旦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辞中所断言的那样，中 国人民革命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这一点甚至连敌人也不 再有疑问了。

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中共在香港这个担负对外联系工作的 重要战略据点上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也更加紧迫了。但就在这时，中 共在香港工作的领导干部却日渐减少，深感人手不足。

原在香港工 委担任领导职务的方方、尹林平这时被调往东江根据地领导那里 的根据地建设和指挥那里的游击战争。

原在香港工委担负对外联 系任务的章汉夫此时已被调往天津。

在这种情况下，潘汉年作为中 央情报部和上海局在香港的代表，责任也就更加重大，工作也就更为紧张忙碌了。

正如夏衍在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所记述：

“当时，大局已定，蒋介石政府眼看要垮台了，于是各方人物 (包括外国人)又蜂拥地要来向我们摸底、拉关系。大人物不必说 了，连在内地有点工厂和房产的人，也要来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给 他们看‘文件’不行，一定要见人；见人，则最好是见潘汉年。”

潘汉 年实际上成了中共在香港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许多事必须由他 出面处理才行。好在他一贯善于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的能力 又足以胜任各种纷繁复杂的工作任务。而正是从处理这些纷繁复 杂的工作任务中，更充分显示了他的智慧与才华。

1948年冬，龙云先生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逃到香港后，通过 李一平与张建良的联系，潘汉年会见了龙云。

会见时，潘向他表示 了慰问，并鼓励他和李济深合作搞“民革”活动。龙云表示接受潘的 建议。在谈到以后云南解放的问题时，潘希望龙云先生能够合作， 龙云表示一定尽力。

1949年初，正在德国担任国民党政府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的 黄琪翔回到香港。此时，大部分民主人士的头面人物已离开香港到 解放区了。和黄关系密切的章伯钧已不在香港，黄琪翔一时无法。 后经杨建平联系，由潘汉年出面牵线搭桥，邀集仍在香港的各民主 党派人士聚会，将黄向大家介绍，同时由黄在会上表示了反蒋的决 心。此后，黄琪翔正式参加了农工民主党的活动，不久，也到了北 平。

1949年初，国民党由于在战场上面临着全线崩溃的不利局面 而发动了新的和平谈判的攻势。桂系重要人物黄绍竑到香港活动， 通过“民革”成员谭惕吾的关系要求会见潘汉年，以表明他对和谈 问题的态度。

潘汉年应他的邀请，在与黄绍竑有密切关系的黄恕之 家里和他见了面。在谈话中，黄绍竑表示他愿与张治中、邵力子等 一起从事和谈活动，但不知中共方面是有否有异议，请潘汉年先向中共中央联系一下。

潘答复说，可以代为向中央转达。后来，中央 作了肯定的答复。黄绍竑这才和张治中、邵力子等一起到北京开始 了和谈活动。和谈最后未能获得成功，黄绍竑便再回香港，不久发 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在和黄绍竑接触的过程中，黄向潘介绍了黄恕之。黄恕之在港 搞贸易工作多年，他要求潘汉年向天津介绍贸易关系，以便和天津 方面进行贸易活动。

潘汉年向他介绍了中情部在天津的贸易关系， 并由中情部转来了天津的贸易订货单。黄恕之便直接租船运货去 天津了。就在他们第一次开出的货船上，潘汉年亲自安排了何香凝 老人和廖梦醒等人乘这艘船安全到达了天津，然后转赴北平。

也是1949年初，金山忽然匆匆赶到香港。金山是中共秘密党 员，他与国民党上层有密切的社会关系。他哥哥赵班斧、姐夫潘公 弼都是政界或帮会中的要人，所以他一直利用这种关系从事党的 秘密工作。

他这次到香港通过夏衍找到了潘汉年，说他原先是同李 克农联系的，在上海杜月笙那里为党搞情报。李克农曾关照过他， 如因战事中断和李的联系，就让他去找潘汉年。

他这次到香港来是 向潘请示：章士钊在上海策动杜月笙参加和谈活动，杜已表示愿 意，问潘可不可以。

潘汉年将金山报告的情况向中情部发报请示。

中情部答复说：潘可以继续与金山保持联系，指导金山的工作。关 于杜参加和谈问题，则未作肯定答复，只说谈判中心是在北京，问题只能在北京解决，从而排除了杜月笙参加和谈的能性。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是一个管辖着庞大资产的机构。它经办全国的煤炭、钢铁、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化工、电力、水泥、造纸 等等由国民党政府直接经营的一批大型企业。各厂矿的员工达六、 七十万之多，其中各种技术管理人才就有二、三万人。还在1948年 12月，蒋介石就亲自下令要资源委员会将其所属的在南京的大工 厂撤迁到台湾去。

当时的资源委员会委员长是著名的科学技术专家孙越琦。他具有正义感，不想把这些“资源”撤走，但又不能抗拒， 就找借口拖延。

根据中共地下党情况报告，潘汉年约请了资源委员 会负责人到香港去见面，同时被约请的还有上海海关的负责人，他 们也拥有相当的美援资产与器材，也不想往台湾撤退。

于是潘汉年 在香港和这两个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恳切的谈话，鼓励他们争取 起义，为祖国和人民立功，同时和他们一起进行了细致的商讨，以 对付国民党政府的撤迁措施。

虽然蒋介石曾两次电令当时担任京 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督促资源委员会撤迁，但他们一直软拖 硬顶着。后来，终于使起义获得成功。

当南京、上海解放时，这两个 系统的大批技术人员、美援资财以及档案资料都没有被国民党转 移走，而是完整地移交给了人民政府。

蒋介石得知资源委员会所属 在南京的五大工厂一个也没有迁走，全部留给了共产党时，他长叹 一声，恨恨地说：“孙越琦拆烂污!他不迁厂，又骗了我的钱(指撤迁费)。唉!”

这两个系统的起义成功，对于解放后的经济建设起了重 要作用。物质资源、人才资源，都是当时急需的。

国民党政府所属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是当时中国 最大的民航机构，拥有巨大的资产。当时这两家机构中的一部分有 识之士，眼看着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不愿意追随其逃往台湾，而 在酝酿起义的行动。

他们在香港的管理人员何风云等，通过关系找 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同他们进行了多次接触商谈，进行了周密的起 义准备工作。

后来，当时机成熟时.这两家航空公司便在其负责人 刘敬宜、陈卓林等的带领下在香港秘密宣布起义。“两航”从此归人 民政府管辖。这件事不仅给了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丁新中 国民航事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空军直属八大队上尉飞行员俞勃 驾驶 B24 式重型轰炸机在南京起义，直飞解放区的石家庄机场降 落。

这次起义行动是由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策划，通过潘汉年系统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进行了一系列联络的结果。

当蒋介石得知这一消 息时，气的直叹气。因为就在这架飞机飞往解放区之前几个小时， 他还亲自为包括这架飞机的驾驶员俞勃在内的几十位军事飞行员 进行了晋级授勋仪式。谁知这个俞勃竟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还策 反了另外三名机组人员一同起义。

形势的发展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就连蒋介石的亲信，当时担任 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的老婆，也在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 战的前夕，通过关系找到上海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询问汤恩伯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道路。

在上海坚持工作的蔡叔厚写信给在香港 的夏衍，夏衍就去找潘汉年商量应如何答复。

潘汉年仔细分析了汤 恩伯的情况，认为此举未必是汤本人直接所谋，而可能是汤妻个人 进行的试探。但也不妨尽力争取，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解放军作战的 阻力。

于是潘汉年派张建良亲自去上海一趟，要蔡叔厚转告汤妻， 鼓动汤恩伯先和解放军沟通关系， 一旦条件成熟时起义，当可保全 其利益。现在如能向我方提供一些情报，更可取信于人民解放军， 先有谅解就有解决的办法。

夏衍同意潘汉年的意见。当即由张建 良去沪联络。后来终因汤恩伯未能改变其顽固立场而没有结果，张 建良很快就回港复命了。

1949年12月，国民党政府已接近崩溃并开始从南京往广州、 台湾等地撤退。这是国民党山穷水尽的又一个明显迹象，就连它的 特工系统也有很多人不愿再跟着国民党走下去而另外寻求新的安 身立命之地。

有一天，前面(第十七章)已经提到的原汪精卫特工系 统“七十六号”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徐汉光)忽然来到香港并通过 关系找到了潘汉年。他向潘报告说，他是受胡均鹤的委托专程来香 港请潘指引出路的。

胡均鹤和刘毅当年对中共的情报工作，特别是 在建立秘密交通线方面曾对中共有所帮助，潘汉年自然不会忘记 这一层历史渊源。

刘毅说，胡均鹤在抗战胜利后曾被国民党以汉奸罪逮捕入狱，不久前才被释放。现滞留上海。他们不想再跟着国民 党跑了，决心弃暗投明，并且愿意帮助策反一支国民党的军队，希 望潘汉年能够给予帮助。

潘汉年根据人民解放军欢迎一切起义投 诚人员的政策，又考虑到胡均鹤、刘毅过去和中共的那点历史渊 源，就答应可以给予帮助。他要刘毅转告胡均鹤，他们可以直接到 江北去找解放区的有关部门接洽。

会见刘毅后，潘汉年便将胡均鹤 将去投奔的事通过中情部通知了华东局情报部，后来，胡均鹤、刘 毅果然找了华东局情报部，受到了情报部长扬帆的接待。

潘汉年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干部。这时他虽然身在香 港，但对于党未来的全局性的工作问题也时常有所考虑。

他当时也 未必想到以后中央会调他去参加上海的接管和治理工作，但他却 预见到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都市的接管和治理将是中共所面临的 一大新课题和新难题。而及早地为接管和治理上海做些准备工 作是十分必要的。于是他从统战与情报工作的角度开始了未雨绸 缪的活动。

为了减少未来在接管和治理上海时必将遇到和可能遇 到的阻力，他在1948年底就会见了正在香港的上海帮会势力最大 的头目杜月笙。同他谈了国内战争的形势和人民解放军必将在不 久之后解放上海的前景。希望他和他的帮会势力能够认清形势。在 上海解放前后安分守己，不搞阻挠和破坏活动。

杜月笙知道国民党 大势已去，上海即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他自己虽然已经狡兔三 窟，早早在香港安排了退路，但他在上海仍有很大一部分利益以及 他的亲朋故旧之类他也不能不予置理。

因此当潘汉年同他谈及形 势并向他提出要求时，他已心中有数，马上向潘表态说：请中共放 心，我可以向潘先生保证，我和我在上海的朋友们一定会安分守 己，遵守人民政府的一切法令。

潘汉年也向杜月笙表示：只要你们 不动，不闹事，采取合作态度，我们对你们帮会的上层人物也就不 动、不杀。

杜月笙后来又将潘汉年同他谈话的内容向曾经是他的师傅， 仍留在上海的另一位帮会大头子黄金荣做了转达。(中共上海地下 党也向黄传达了类似的信息)这时黄金荣已是年老多病，行动不 便。但他也向中共方面做了和杜月笙同样的表态。

做好上海流氓帮会势力的分化和瓦解工作，以减少推进革命 的阻力，减少社会的动乱程度，对于新生的革命政权的稳定与巩 固，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须知上海的流氓帮会势力是不能低估的， 盘根错节，占据着上海的各个社会角落，已有很久的历史，在上海 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 搞反革命政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流氓帮 会势力的支持而得逞的。

潘汉年远在上海解放之前就积极着手这 方面的争取工作，表明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远见卓识。后来的实践 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