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毛主席得知曾希圣处境艰难，批评与会人员：你们不要忘了本

1935年春末，乌蒙山深处的夜色阴沉，红军二局帐篷里摇曳的马灯亮得刺眼。密密麻麻的电文符号在油纸上铺成一片，年轻的报务员捧着破译稿跑向曾希圣：“局长，解出来了！”曾希圣抬头，只吐出一句“好”，随即把情报递向岗哨，转身又伏在图板前勾画敌军动向。那份及时拆出的敌军调动计划，直接影响了随后四渡赤水的决策。参战将士并不知道，躲在暗处的“二局”战士，用捕捉电波拯救了上万人的生命。

这位行踪隐秘的情报首脑，并不常在镁光灯下。他真名叫曾希圣，出生于1905年的湘南衡阳。世人记住他，多因两件事：一是长征途中“二局”的无线电破译，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抓的“治淮”和“责任田”试验。若没有这两笔“硬杠杠”，后来的那一幕——1965年杭州会议上毛主席的一声“不要忘本”——便很难引发震撼。

时间往回拨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省立三师的学潮风起云涌，青年曾希圣拒绝了赴日留学的优渥机会，揣着二十块大洋踏上革命道路。黄埔军校的课堂、北伐前线的宣传车间、上海法租界的秘密交通站，他一路在风口浪尖上打磨自己。组织迫切需要无线电奇才，他就把弟弟曾三送到日本学技术，自己留在武汉负责联络。1929年，他已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机要战线上最可靠的“暗桩”。

三十年代初，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铁桶合围。曾希圣在上海、瑞金、汀州之间反复穿梭，密码破译随即派上了用场。敌军电报一旦拆开，红军就像提前在作战地图上点亮了敌人的埋伏。毛主席后来回顾时说：“长征要打着灯笼走夜路，二局就是那盏灯。”这并非客套，而是血与火里换来的信任。

到1940年，皖南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曾希圣领命南下，再度挑起千钧重担：在皖江敌后建立根据地。他带着一纸手令，仅有百把精干，顶着日伪与顽军的夹击于深山竹海间“偏向虎山行”。粮秣要自给，枪支靠缴获，医疗、教育甚至印刷都得自己想办法。转年，仅皖江根据地就创办报刊四种，布点学校十多所，农民们第一次用稻草纸读到“抗战到底”的大字标题。

建国后，曾希圣主动请缨回皖。1951年第一场治淮会议上，他把一张两米长的地形图铺在地板上，用粉笔圈出洪泽湖、寿县、阜阳等关键节点，开门见山：“不治淮，安徽难有秋。”佛子岭水库便这样写进《治淮方略》。周总理担心工程浩大，轻声问他：“能行么？”他拍胸脯：“共产党员的肩膀是铁打的！”施工队伍来自七省，帐篷扎在荒山，冬天连口热水都难，可谁也没退缩。1954年拦洪坝合龙，当地百姓自发放起鞭炮。此后数年，淮北“十年九涝”的帽子被扔进历史的库底。

然而，丰碑之后往往暗藏波折。1959年全国经济陷入困顿，很多地区粮食减产。安徽饿殍之象渐显，农民外出乞讨者骤增。曾希圣意识到必须破题，他提议包产到户——后来被称作“责任田”。省里一度犹豫，他拍板道：“若有错，我负责。”零星试点的结果是亩产翻番，乡亲们连夜把新米送到县里展示。广州会议上，曾希圣把数据和样本一桩桩摆在毛主席面前。主席默然良久：“可以再试。”语气谨慎，却并未否决。

1965年10月，杭州西子湖畔，一场华东区座谈会气氛本该轻松。毛主席忽然询问：“希圣在哪里？最近忙什么？”曾希圣略一迟疑，低声说了句：“在家休息。”会场静得能听见纸杯碰桌沿的轻响。主席环视众人，语调平平，却字字千钧：“长征路上，若无曾希圣破译敌报，咱们多少人还在不在，都未可知。你们不要忘了本。”一席话，说者无意，听者皆惊。次日，中央发电：华东局要给曾希圣落实工作，政策一切从优。

但历史的车轮并不因一句话戛然而止。次年风云骤转，曾希圣被卷入政治漩涡，再度蒙尘。周总理得讯后立即电示空军派机将他接到北京，上了301医院。诊断结果是急性白血病，已至晚期。病榻前，他对亲友交代：“把我的骨灰撒到淮河两岸，让它再灌溉亩亩良田。”1971年冬，他走完了66年的奔波。

十年后，中央为他恢复名誉。首都八宝山礼堂里挤满了身披军功章的老战友。杨尚昆捧着遗像站在第一排，胡耀邦宣读悼词，提到他曾在暗夜里支撑起红军的“千里眼”，提到他领着皖江百姓筑坝筑渠，也提到那块被插上红旗的“责任田”。台下，不少华发将军在默默擦眼镜，以掩饰潮湿的目光。

今天的佛子岭水库仍在安静地护佑淮河两岸，安徽平原稻浪起伏。曾希圣口中的“共产党员的铁肩”，已化作一座座堤坝、一行行麦穗。历史记得，他用隐秘的电波保卫长征，用滚烫的黄泥筑起堤岸；更用一次大胆的制度试验，为亿万农家留出一块生存与希望的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