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的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冷风直灌。成千上万的市民排起长队,只为看一场声势浩大的“西南公安展览”。人群里突然爆出低低惊叹——被武装战士押着的艳丽“舞女”一袭大红旗袍,双手戴着手铐,面上妆容繁复。旁边立着木牌:姓名,王琼;性别,男。“真的假的?”有人压低嗓门问。“亲眼所见,还能有假!”另一人撇嘴答。惊讶、好奇、甚至几分荒诞,就这样瞬间把现场气氛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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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仅是重庆肃清潜伏特务斗争的缩影。时间往前拨回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午后就插旗入城。此前蒋介石留下的“后手”却像阴影般潜伏——代号屠杀、破坏、潜伏、游击的四大计划里,前三项很快被解放军速度打碎,只剩潜伏一条暗流汹涌。不到百五十万人口的山城,被塞进近万名特务,密度之高,令人咋舌。
枪声最先提醒重庆,这不是传说。陈锡联在上任不久便遭黑枪偷袭。自此,军管会和公安系统拉开地毯式搜捕。短短半月,一千余名谍报分子落网,可还有漏网之鱼藏在歌舞升平处。最难琢磨的,就是打扮成“交际花”的王琼——组织内部称他“109号”。
关于他身世,传说版本不下三种。坊间最流行的说法是:他十二岁在北平街头被洋人绑走,注射激素,学会密电、射击、化装,专供潜伏;也有人说他本是云南青年,自愿服雌激素,只因想做女人。真相如何,当时谁也说不清,连办案人员都被他的自白绕得头晕。唯一确定的是:他确实以“舞女”身份在重庆上流圈子里周旋,套取军警布防、码头调度等情报。
一九五○年一月中旬,“扬子江”歌舞厅突遭临检。战士们荷枪而入,封锁出口,逐一核对身份。王琼心底一凉,摸到手包里那只装乙烷的小罐子。他踮着高跟鞋,慢吞吞靠近取暖火盆,把罐子塞进炭火,一声闷响掀翻了场子。灯灭、人乱、执勤哨声四起,他趁乱挤出侧门,消失在夜雨里。
但药物断供才是真正的生死关。没有持续注射,他的喉结慢慢鼓出,胡茬冒头,嗓音变粗。上线无声无息,似乎已弃子自保。连夜摸黑去电台,信号石沉大海。惊恐、屈辱、绝望交织,他躲在南纪门破败的阁楼,日日靠凉水就咸菜度日。某晚翻到一张《新华日报》,头条写着“自首从宽,立功受奖”。他反复读了几遍,终于咬牙下楼,直奔公安局。
王琼的交代里漏洞与戏剧并存。办案人员拆解暗号、比对口供,发现许多细节对不上,但也捕捉到有价值的情报——部分潜伏点位、无线电频率,确实与侦控结果相符。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在展览中“露脸”,揭露特务罪行;军政委员会顺水推舟,让这位“红衣舞女”成为活教材。于是,大田湾那场展示成了重庆街头巷尾的头条,更掀起群众检举暗探的新高潮。
可故事并未就此封笔。多年之后,记者孙曙查阅云南省公安厅档案,又采访昔日审讯人员,才拼出另一条脉络:王琼原名王振华,云南蒙自人,曾参加卢汉起义部队,本非特务。因自幼对女性身份认同更深,偷偷服用雌激素,被战友识破后以“可疑分子”身份送审。他担心遭到羞辱,编造了“被敌特强迫变性”的离奇故事,以求“立功”赎身。重庆方面需要鲜活案例,干脆将错就错,把他塑造成“女特务”,借此开展警示教育。一出“假戏真做”便在西南两地连演两回,真假经历混杂,成为稀世怪谈。
然而,这桩闹剧并不影响更大的历史画卷。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西南各省破获谍报组织两千余起,捕获反革命分子四万多人;直到一九六○年代中期,仅川渝地区又连根拔除四十余股潜伏网点。夜色深处的暗流被抽干,城市才得以迎来长久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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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琼此后何去何从,档案里未再出现他的姓名。或许在某个角落,他以自己认同的身份悄然老去。对山城百姓而言,当年那抹晃眼的红裙已然定格为特殊岁月的见证。对于那场无声无形的谍战,人们记得枪声、爆炸声,也记得那块写着“性别:男”的木牌,提醒后世——新中国的黎明,曾在无数暗夜搏杀中破晓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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