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明，别美化魔王！

作者：徐吉军，新媒体：汉唐智库！

这几年，在某种躁动情绪的推动下，张献忠成为网红。

在百度张献忠吧，喜欢他的人将他尊称为张圣人；在四川梓潼，当地还修建了张献忠家庙祭祀香火不断。

几百年来，四川盛传，张献忠屠蜀，杀人如麻。张献忠立了一个七杀碑，将百姓拉至碑前杀戮，两侧碑文分别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中间有七字“杀杀杀杀杀杀杀”。

这个说法流行数百年之久，近年来逐渐被推翻。

清朝翰林、历史学家彭遵泗所著《蜀碧》记载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明朝遗民吴伟业的《绥寇纪略》中也提到张献忠“谕曰：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蜀碧》和《绥寇纪略》这两个明朝遗民的著作，都一致认定张献忠是屠蜀的罪魁祸首。

如今，这位大魔王成为新生代的偶像，堪称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经典案例。

最近流行的1644史观，鼓吹的是满清不入关，大明前途无量。

这种视角的愚昧之处在于，即使满清不入关，大明帝都也已经被流寇占领，那位嗜杀成性的皇帝把自己挂在了歪脖子树上。

到底是流寇灭明还是满清灭明？

按照正统史观的记述方式，南明长达二十年年的抗清史已经不能看作是大明续命了。

围绕满清的历史争议不绝于耳，这些年很多人也在不断翻清军入关的罪恶屠杀史。为此产生了一个焦点话题：屠川首恶到底是大魔王张献忠还是清军？

2017年3月20日，彭山江口沉银考古取得重大进展，出水文物超过一万件，实证确认了民间流传的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

这场考古发现被包装成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沉船、宝藏、金银、秘史，似乎每一个元素都足以刺激想象。

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沉银本身，而是围绕沉银被有意无意淡化、甚至歪曲的历史背景。

从江口水下打捞出来成堆的银簪、银耳环、儿童银锁，并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文物，更不是无主之物。它们本来属于大明百姓。妇女的发簪、孩子的锁片是婚嫁、祈福、护佑的象征，就在乱世之中被魔王军团成批剥离、集中、称重，最终沉入江底。

这些画面会让人本能地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的历史影像。人类历史跨越了300年，从亚洲到欧洲，上演的是一样的残暴屠杀一样的惨无人性。

纳粹集中营收集遇难者成箱的金牙、戒指与首饰，统一收缴、分类、熔炼。与魔王军团曾经的暴行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江口沉银的考古成果提供了极为直观的证据。出水文物显示，金银器物不是混杂无序的堆放，而是分门别类。

档次较高的金器与珠宝大多来自明朝宗室与达官显贵；库银与金锭，来自官府与州县；数量庞大的民间金银首饰，尤其是妇女饰物与碎银，直接来自普通百姓；还有张献忠自行铸造的金银币与大量兵器。

这种分类说明掠夺是有计划、有目标、有执行力的制度性行为。面对暴力团伙，人的价值直接归零。

在这里，任何试图为张献忠洗白的说法，都显得格外苍白。

张献忠不是被迫卷入暴力的失控者，而是主动选择以极端方式统治和清洗社会的屠戮者。他不是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因过失被军中除名的底层恶棍，随后在明末大乱中与李自成一同起事，又迅速反目，自立山头，沿长江流域一路劫掠屠杀安徽、湖北，最终在1644年攻入成都，建立了所谓的“大西政权”，自称皇帝。

占领四川之后，张献忠没能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在军事受挫、统治不稳局面下，将怒火倾泻在普通百姓身上。

在江口沉银之前，他“怒川人之不服己”，对成都居民展开大规模屠杀，召集各营军官，下令彻底清洗城市人口，目标是不留一人。20万手无寸铁的百姓被屠戮殆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在准备撤离四川之前，张献忠下令所部官兵自行杀死新掳来的妇女，尤其是四川籍者，一个不许留下；所有金银财物必须上缴，凡私藏者，不仅本人处死，左右亦要连坐。这种命令是典型的恐怖统治。

江口沉银中大量尚未来得及熔炼的妇女首饰，正是最直接、也最无法辩驳的物证。

在完成屠城与掠夺之后，张献忠一把火焚毁成都，亲手断绝后路，随后率军顺江而下，迎战明将杨展。江口之战的经过，在地方志、明清史料与考古发现中已形成相互印证的完整链条。岷江江口地势险要，是川西南通往成都的咽喉要道，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顺治三年，杨展利用火器与风势，在狭窄水道中焚毁张献忠船队，数千艘战船相继沉没，随船装载的大量金银财宝尽数沉入江底，张献忠率残部北逃，最终在凤凰山被清军乱箭射死。

从历史结局看，张献忠既未能建立稳定政权，也未能留下任何正向遗产，留给四川的只有人口锐减、社会崩溃与创伤记忆。

正因如此，明末四川士人对他的痛恨远超过对清军的仇恨，这一点在大量明遗民著作中反复出现。《蜀难述略》《蜀碧》《蜀乱》等史料，无一不将其描绘为近乎魔王般的存在。尤其是以特科之名诱骗7000读书人集中屠杀的大慈寺惨案，更是对社会根基的毁灭性打击。

与张献忠有直接接触的两名西方传教士，被他奉为圣明国师，也记录了他的极端暴虐。传教士目睹百姓集中跪伏、哀求，仍被纵马践踏、屠戮殆尽，张献忠还要求西方传教士将这些情形记录下来，传播到西方世界，仿佛是一种功绩展示。这是同时代、多来源记录共同指向的事实。

当然，指出张献忠屠杀的罪行，并不是否认清军入关制造的大屠杀。此处强调的是，两个暴力犯罪团伙没有一个应该被美化甚至称颂。

今天有人试图以“抗清民族英雄”的名义，为张献忠翻案，逻辑本身就站不住脚。将历史人物简单地纳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叙事框架，本身就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粗暴践踏。

江口沉银重新出水，使得长期存在于传说中的屠戮与掠夺，第一次以如此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那些尚未被熔炼的妇女金银首饰，比任何文字都更有力量，因为它们直接来自被剥夺、被杀戮的普通人。它们不是宝藏而是证词；不是传奇而是血债。

悼念明朝的覆亡，本无不可，但在悼明之余，刻意美化在四川制造人间地狱的屠夫，这种记忆本身，已经偏离了历史的底线。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后人对暴力罪行的选择性失忆。

文明的警钟，往往敲得太晚。

江口沉银浮出水面，不是为了制造新的神话，而是为了提醒后人：

悼明可以，别忘了那位大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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