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立平对川普的误判，看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思想困境

孙立平教授是笔者十分敬重一位大学问家，有民生关怀，且敢于直面时弊。但阅读孙教授对川普重返白宫后的相关分析文章，特别是近期发表的《姑且把这当作是一次关于后美国时代的讨论》、《特朗普为什么执意要拆散美欧联盟？》、《有人评论，这是过去三十年中所有全球领导人所发表的最重要演讲之一》三篇文章，笔者越发感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部分优秀知识分子仍未能摆脱启蒙主义的思想漩涡，其认知逻辑、价值预设与分析工具，仍深深植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体系，难以对当下复杂的全球现实作出完全贴合本质的解读。

一、文本解析：启蒙主义话语在三篇文章中的显性投射

孙立平的三篇文章，虽聚焦不同议题，但核心分析范式高度一致，均呈现出启蒙主义的典型特征：以理性为绝对标杆，以西方现代性为理想模板，以线性进步观为叙事逻辑，将复杂的全球变局简化为“理性与非理性”“文明与野蛮”“进步与倒退”的二元对立。

在《姑且把这当作是一次关于后美国时代的讨论》一文中，孙立平将后美国时代的核心矛盾定义为“基于规则的秩序”与“基于强权的秩序”的对抗，而前者被天然赋予合法性与进步性。这种划分暗合启蒙主义的核心预设——理性建构的规则体系是人类社会的终极追求，偏离这一轨道的行为均属“蒙昧”。文章对后美国时代的乐观预期，本质上是启蒙主义线性进步观的延伸：认为人类社会终将沿着“理性化、规则化、民主化”的路径演进，后美国时代并非秩序的崩塌，而是更完善规则体系的酝酿。然而，这种解读刻意回避了“规则”背后的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本质上是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话语包装，其合法性并非源于普世理性，而是源于西方在近代以来的权力优势。孙立平对规则的神圣化解读，恰恰是启蒙主义“理性崇拜”的当代延续。

《特朗普为什么执意要拆散美欧联盟》一文，则将特朗普的政策逻辑简单归结为“非理性”“民粹主义”对“理性合作”的破坏。文章将美欧联盟的存续视为“文明进步”的象征，将其分化归咎于特朗普政府的“反启蒙”行径，却忽视了美欧联盟的本质是利益共同体，其分化是全球化进程中利益格局重构的必然结果。启蒙主义的“理性人”假设在这里再次显现：孙立平默认美欧精英的“理性合作”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而特朗普代表的“民众意志”是情绪化、非理性的，因而也是需要警惕和批判的。这种视角割裂了精英理性与民众诉求的内在关联，忽视了全球化红利分配不均所引发的民粹主义浪潮的合理性，陷入了启蒙主义“精英启蒙大众”的传统认知陷阱——将知识分子的理性判断置于民众的现实诉求之上，将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化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

第三篇文章对“最重要演讲”的高度推崇，更凸显了启蒙主义的“话语崇拜”。文章将该演讲的价值核心归结为“对自由、民主、规则的重申”，认为其为后美国时代提供了“精神灯塔”，这种评价标准完全以启蒙主义的核心价值为圭臬。在孙立平看来，凡是符合“自由、民主、规则”等启蒙理念的言说，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与重要性，而忽视了这些理念在不同历史语境与文化背景下的差异性与适用性。这种将特定价值绝对化、普世化的倾向，正是启蒙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其在当代遭遇困境的关键所在——当启蒙价值被剥离具体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成为评判一切的绝对标准，便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误区。

二、思想溯源：中国知识分子启蒙主义情结的历史成因

孙立平的思想倾向并非个例，而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启蒙主义情结的缩影。这种情结的形成，源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历史语境与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与“启蒙”紧密相连。鸦片战争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器物与制度，更在于思想文化的“蒙昧”。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到改革开放后“新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主义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核心思想武器。在这一过程中，启蒙主义被赋予了双重使命：一是“救亡图存”，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与制度，实现国家富强；二是“思想解放”，通过批判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塑造现代公民。这种“以西方启蒙思想为工具，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使得启蒙主义在知识分子心中深深扎根，成为一种难以割舍的思想情结。

孙立平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情结。他们大多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亲眼见证了西方现代性理念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与改造，对“自由、民主、规则”等启蒙价值的认同，源于对计划经济时代思想禁锢的反思与对现代化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他们的认知中，启蒙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更是一种经过历史检验的“成功经验”——西方通过启蒙运动实现了现代化，中国要实现同样的目标，也必须遵循这一路径。这种“路径依赖”使得他们在面对全球变局时，依然习惯性地以启蒙主义的视角解读现实，将西方的现代性经验视为普世真理。

此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自我定位，也加剧了其对启蒙主义的坚守。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以“社会良知”“思想导师”自居，将启蒙大众、推动社会进步视为自身的历史使命。这种自我定位与启蒙主义的核心逻辑高度契合——启蒙运动本身就是一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自上而下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孙立平的文章中，我们能清晰看到这种“启蒙者”姿态：他以理性的化身自居，对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强权政治的“非理性”进行批判，试图引导读者认同“基于规则的秩序”的优越性。这种姿态使得知识分子难以放下启蒙主义的思想武器，因为这不仅是对一种思想体系的放弃，更是对自身“启蒙者”身份的否定。

三、现实悖论：启蒙主义在当代的局限性与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

然而，当全球变局打破了西方现代性的“神话”，启蒙主义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情结便陷入了深刻的现实悖论——他们试图用一套源于西方、适用于特定历史语境的思想体系，解读一个日益多元、复杂的全球现实，其结果必然是认知与现实的脱节。

启蒙主义的核心悖论在于“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启蒙主义将“理性、自由、民主”等价值视为普世真理，认为人类社会终将趋同于这一标准。但现实是，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存在巨大差异，现代化道路也必然各具特色。后美国时代的到来，恰恰标志着西方现代性的“普世性”神话的破产——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带来了权力格局的变化，更带来了发展模式与价值观念的多元竞争。孙立平将后美国时代的核心矛盾归结为“规则与强权”的对抗，本质上是对这种多元竞争的回避，他不愿承认西方主导的“规则体系”只是众多发展模式之一，而非人类社会的终极归宿。这种认知偏差，使得他难以理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逻辑并非完全“非理性”，而是美国国内利益格局调整与全球权力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也难以看到美欧联盟的分化并非“文明的倒退”，而是全球化进程中利益重新分配的正常现象。

启蒙主义的另一重悖论是“理性崇拜”与“现实复杂性”的矛盾。启蒙主义将理性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认为通过理性的规划与建构，就能建立起完美的社会秩序。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理性的认知范围，权力博弈、利益冲突、文化差异等因素，使得任何理性的规则体系都难以完全奏效。孙立平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推崇，忽视了规则背后的权力支撑与利益妥协——没有权力作为后盾，规则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利益的平衡，规则也难以持续。在国际事务中，所谓“规则”往往是强者的意志体现，当权力格局发生变化，规则也必然随之调整。后美国时代的核心特征，正是规则体系的重构，而这种重构并非理性的产物，而是权力与利益博弈的结果。孙立平的启蒙主义视角，使得他难以正视权力与利益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作用，陷入了“理性乌托邦”的幻想。

四、超越漩涡：启蒙主义的当代转型与知识分子的思想突围

承认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情结，并非否定启蒙主义的历史价值。启蒙主义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打破思想禁锢、传播现代文明理念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放弃启蒙，而在于超越启蒙主义的局限性，实现启蒙思想的当代转型。

启蒙主义的当代转型，首先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误区，承认价值观念与发展模式的多元性。后美国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没有任何一种发展模式或价值观念能够垄断真理，西方现代性只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而非终极形态。中国知识分子需要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不同文明的差异与竞争，不再将西方的价值观念视为评判一切的绝对标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启蒙价值，而是要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赋予其新的内涵。

其次，需要摆脱“理性崇拜”的误区，正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启蒙主义将理性视为万能钥匙，但现实世界的问题往往不是单纯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而是利益、权力、文化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放弃“启蒙者”的居高临下姿态，深入理解民众的现实诉求与社会的复杂矛盾，不再将复杂的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而是以更辩证、更务实的视角解读现实。在分析全球变局时，不仅要看到“规则”的重要性，更要看到权力与利益的核心作用；不仅要批判“强权政治”，更要探讨其背后的历史成因与现实诉求；不仅要关注精英的理性合作，更要重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权利诉求。

最后，需要实现从“启蒙大众”到“对话大众”的角色转型。启蒙主义的核心是“精英启蒙大众”，将知识分子视为理性的化身，将民众视为需要被启蒙的“蒙昧者”。但在当代社会，民众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其诉求也更加多元、复杂，知识分子已不再是唯一的“思想权威”。中国知识分子需要放下“启蒙者”的身段，以平等的姿态与民众对话，倾听民众的声音，吸收民间的智慧，在对话与交流中形成共识。这种角色转型，并非否定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而是要以更民主、更包容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启蒙价值与民众诉求的有机结合。

在2012年，笔者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死穴》一文中说：“如果置身于改革开放的洪流之外，如果不以普通老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接地气，高高在外、在上，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最终将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