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要港：夏商西周时期墓葬随葬铜钺相关问题研究

夏商西周时期铜钺多随葬在中高等级墓葬内，葬钺的数量、规格受墓葬等级与墓主身份影响较大。随葬铜钺现象的形成是继承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时代以来较高等级墓葬内随葬玉石钺的传统发展而来，其整体分布呈现出由王畿区向外围区扩散的趋势，这种态势的出现是受王朝更替、军事战争等影响而形成。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王权政治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铜钺作为王权与军权的重要载体，在该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内较多出现。自北宋伊始，学者就开始对铜钺进行研究，王黼所作的《宣和博古图》中即对收录斧钺的形制与纹饰等进行分析。及至民国时期，随着出土资料的丰富，陆懋德等也对铜钺的形制纹饰等进行了相关研究。除此之外，国外的一些学者如高本汉、冈敬崎等从钺的形制、纹饰、类型等不同方面对其进行分析。以上研究均是从金石学的角度出发，缺乏考古学依据。

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对铜钺的研究开始侧重于从出土钺的类型划分、功能、等级及象征意义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墓葬是古代社会状况最直接的反映，随葬品种类、形制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族群差异。故本文在夏商西周年代大框架下，以随葬铜钺墓葬材料为基础、以情境考古学为理论方法，考察不同时期墓葬随葬铜钺的地域分布概况、使用状况以及王朝更替背景下铜钺的形制演变与传播等，并对葬钺习俗的来源进行探讨。

01

墓葬随葬铜钺的发现概况

随葬铜钺现象主要出现在夏商西周时期，在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四川盆地等广大区域内均有发现，但主要集中于黄河中游地区，并以此为基础向外进行扩散。目前该时期发现随葬铜钺的墓葬至少有80座（图1）。

图1　夏商西周时期随葬铜钺墓葬分布图

（一）夏文化时期夏文化时期墓葬随葬铜钺现象发现很少，目前仅在二里头遗址内发现1例。

（二）商文化时期早商时期随葬铜钺的墓葬目前共发现9座，见于新郑望京楼、黄陂盘龙城、藁城台西、许昌大路陈、济南大辛庄等遗址。该时期随葬铜钺最早出现在郑州地区，而后至二里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向外围区域传播，分布区域向南延伸至盘龙城遗址，向北至台西遗址，向东至大辛庄遗址。晚商时期是随葬铜钺发现最集中的阶段，呈现出数量多、分布广的特征。目前共发现50座，集中发现于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王畿地区，墓葬用钺数量不一，部分墓葬可达到7件。除此之外，在郑州商城、藁城台西、辉县琉璃阁、青州苏埠屯、罗山天湖、新干大洋州、闻喜酒务头、晋陕高原地区、金兰·沙苑等遗址内也多有零星发现。

（三）西周时期西周时期随葬铜钺的分布范围相较于夏商时期出现了颠覆性的变化。夏商时期随葬铜钺的分布多是以王畿区为核心向四周扩散，而西周时期随葬铜钺的现象除在丰镐、周原、洛邑三个都邑性遗址零星发现外，主要见于地方封国、采邑遗址内，呈现出地方化的特征。目前该时期随葬铜钺的墓葬不少于20座，见于陕、豫、晋、甘、鄂等地，在宝鸡竹园沟、泾阳高家堡、灵台白草坡、旬邑下魏洛、西安张家坡、韩城梁带村、洛阳北窑、随州叶家山、浚县辛村等遗址内均有发现。

02

情境考古视野下随葬铜钺分析

情境考古分析方法主要是将考古遗存置于其出土环境中，在一个整体之下分析遗存之间的内部联系，并对遗存性质与功能等进行判定。本文尝试将铜钺置于整个墓葬背景之下，利用情境考古学的方法对用钺的墓葬等级、墓主身份、摆放位置及墓葬特征等进行分析。

图2　夏商西周时期随葬青铜钺墓葬等级图

墓室面积、随葬品多寡是对于墓葬等级进行分析最为直接的方法，通过对随葬铜钺的墓葬材料分析可知，葬钺的墓室面积较大，随葬礼器数量多、种类齐全。从墓室面积来看，该时期铜钺主要随葬在中高等级墓葬内（图2）。夏时期随葬铜钺的墓葬仅在二里头遗址发现１座，墓室面积为2.89㎡，这个墓室面积大于该时期近90%的墓葬，属于二里头遗址的Ⅰ级墓，墓内随葬有铜爵、石磬等高规格礼器。商时期随葬铜钺的墓室面积差别较为悬殊，最大者近160㎡，最小者不足3㎡，多集中在3-10㎡，同时期诸多未随葬钺的墓室面积多在1-2㎡。伴随着墓室面积的不同，随葬铜钺的数量、随葬铜礼器数量差别也较大。如同属于盘龙城遗址的PLZM2及PYLM4，前者随葬大小钺各1件、墓室面积在11.9㎡、随葬铜礼器23件，然而PYLM4仅随葬小钺1件、墓室面积仅有3.1㎡、随葬铜礼器5件。西周时期随葬铜钺的墓室面积普遍较大，最大者如长子口M1墓室面积可达346㎡、最小者如辛村M2墓室面积也在7.78㎡，主要集中在10-15㎡。其葬钺数量、随葬铜礼器数量也与墓室面积紧密相关，如同属于叶家山遗址的M111与M65，前者随葬铜钺5件、墓室面积在135.5㎡、随葬铜礼器70件，后者随葬铜钺1件、墓室面积仅18.07㎡、随葬铜礼器22件。

墓主人地位与墓葬等级是相辅相成的，墓葬等级越高、墓主人身份就越高。夏时期随葬铜钺墓葬发现于一号宫殿北侧，墓底铺满朱砂，墓内随葬有高等级礼器及铜戈，表明墓主人很可能是夏时期的高级军事贵族。到了商周时期，随着礼制逐渐成熟，对于钺的使用逐步形成规制，钺的大小、数量等成为判定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标志。长度在30厘米以上的大型钺是墓主人贵族身份的代表，而小型钺一定程度上只能作为长期参与征伐的军事贵族身份的一种象征。以此为标准，本文尝试对商周时期墓葬用钺者的身份进行分析。

有商一代，随葬大型铜钺的墓葬有７座，其中妇好墓、新干商墓、苏埠屯M1（盗扰）三座墓葬均随葬２件大型钺，妇好墓墓主人见于甲骨记载，属王室成员。以此为基点，结合其它两座墓葬所在的地理位置及随葬品分析，新干商墓与苏埠屯M1的墓主人身份应与妇好墓相当，属于地方诸侯或方伯。随葬１件大型铜钺的墓葬有４座，其中3座位于王都内、1座位于盘龙城内，王都内的３座墓葬出土铜器上均有“亚”铭，墓内出土丰富的青铜礼器和兵器，推测墓主人应为宗族族长或高级军事将领。故商代随葬大型铜钺的墓葬，墓主人身份均属于王室成员或族长。相比而言，小型钺在商代的使用则更为宽泛，多出土于中小型墓葬内且用钺数量不等，多为1件，随葬铜礼器数量较少，但多随葬有青铜兵器，说明墓主人多是从事军事活动的将领。西周时期，铜礼器上多有铸铭，这就为判定用钺的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从铭文来看，用钺的墓主人身份多为侯、伯一级，如叶家M111、大河口M1等，此类墓葬规模较大，随葬铜礼器极为丰富，多有车马器随葬。除此之外，在一些中型墓葬内也发现有用钺现象，墓葬等级、规格等均低于侯、伯一级的墓葬，其墓主人可能为封邑内的中等贵族。

钺作为一种礼器，使用时具备一定的规范性，史书中便有对其在礼仪活动中摆放位置的记载，如《尚书·牧誓》中载“王左杖黄钺，右秉白髦以麾”，在《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有“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的记载，类似的在《汉书·王莽传》中也有提及。从史书中可看出钺在典礼中针对不同地位的人群，摆放位置是有明确规定，这种状况在《汉书·王莽传》中有清晰记载，在记录王莽受封九命之锡时提到“左建朱钺，右建金戚”，在记录王莽封太保甄邯为大将军时提到“受钺高庙，领天下兵，左杖节，右把钺，屯城外”，此条史料将用钺人的身份及摆放位置的关系较为清晰的展现出来，即皇室为左杖钺，而军事将领则为右杖钺。

在墓葬中，钺的摆放也有一定规律性。目前该阶段铜钺摆放位置清晰的墓葬有43座，主要放置在墓主左侧、墓主右侧及二层台上三个部位，其中墓主左侧有8座、墓主右侧有17座。结合用钺墓主人身份多为军事将领，则钺多摆放在墓主右侧的现象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军事将领“右杖钺”有关。但由于目前已发现的商周王墓多被盗扰，很难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材料相对应，同时夏商时代发现用钺的墓葬数量相对较少，加上部分墓葬被扰动，故钺随葬位置是否与上述文献记载一致还有待进一步确定和讨论。

整体而言，与未随葬铜钺的墓葬相比，此类墓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其一：随葬品等级高。遍览夏商西周时期随葬铜钺的墓葬，墓内随葬品从材质、数量、规格等方面均高于其他墓葬。目前夏时期发现的铜器数量较少，但在用钺的墓葬内已出现铜爵与铜戈，与之共存的还有陶盉、石磬、绿松石片等高规格遗物。商时期用钺墓葬内随葬青铜礼器数量最高者可达200余件，多数集中在10-20件之间，且随葬铜觚爵套数较多。目前殷墟范围内发现随葬三套及以上铜觚爵的墓葬有10座，这10座墓葬内随葬铜钺的有5座，其中妇好墓随葬铜觚爵40套、郭家庄M160随葬铜觚爵10套、花东M54随葬铜觚爵9套。与出土钺相配套的是在此类墓葬内多随葬有鼎，如妇好墓随葬各式鼎31件，多数墓葬随葬1-2件铜鼎。除此之外，还多有车马器、乐器进行随葬。西周时期也继续延续着此种传统，墓葬内铜礼器数量较多，旄作为随葬品与钺组合出现。

其二：军事色彩浓厚。该时期随葬钺的墓葬内多随葬有铜兵器，如郭家庄M160，墓内随葬兵器数量达1126件，兵器种类有戈、矛、刀、镞四类，殷墟西区M171内共发现青铜器85件，兵器的数量则占到铜器总数的74.12%。到了西周时期，墓葬内随葬兵器数量的比例较商代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二分之一左右，如叶家山M111随葬青铜器2405件，其中兵器1088件，占总数的45.24%。

03

继承与革新：王朝更迭背景下

铜钺的演变与传播

《论语·为政》中提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故夏商周时期礼制内核存在一定关联，均能从前朝礼制中寻到源头。而钺作为王权与军权的载体，是政治、军事权力的表征，在夏商西周时期王朝更迭背景下，钺的形制演变与传播也存在一定的联系与区别。

图3　夏文化墓葬随葬青铜钺图

铜钺作为随葬品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仅发现于二里头都邑内，铸造工艺较为落后，为带阑长条形铜钺，素面（图3）。除这一件外，在二里头遗址Ⅲ区南部也发现有一件铜钺，器身呈斧形，刃角外侈，钺身肩部下有一圆形穿孔，肩部饰网格纹。出土时呈两节，发掘者认为可能是毁器传统所造成的，应为墓葬随葬品，时代为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图4　早商文化墓葬随葬青铜钺图

由夏至商，随着政治格局的变动，铜钺的形制与分布区域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商时期随葬铜钺的形制主要有宽扁体钺与长方体钺两种形态（图4），宽扁体钺是该时期新出现的器型，刃部平直或微弧，器身上多有一圆穿；长方体钺继承二里头文化四期斧形钺发展而来，弧刃，刃角外侈。与前期相比，长方形内与繁缛的花纹是该时期最显著的特征。从分布范围来看，早商时期随葬铜钺的墓葬分布从以洛阳为中心转移到以郑州为中心，后以郑州为中心向四周扩散，至二里岗上层二期在北部的藁城台西遗址、东部的济南大辛庄遗址、南部的盘龙城遗址内均发现有铜钺随葬，这种状况的出现应与二里岗上层一期时商人强势对外军事扩张有关。

图5　晚商文化墓葬随葬青铜钺图

晚商时期铜钺形制多样，中心地区仍然是宽体钺与长方体钺并存，但周边区域出现了铲型钺、荷包型钺、半圆形刃钺等异型钺（图5）。晚商时期的宽体钺和长方体钺与早商时期基本一脉相承、存在序列的演变关系，最大的变化是制作更加精细、纹饰更加繁缛。各类异型钺主要发现在商文化影响区和外围区，与宽体钺和长方体钺并存，受中心区铜钺的制作工艺影响较大。晚商时期随着商王朝政治中心北移，随葬铜钺的墓葬分布也由以郑州为中心转移至以安阳为中心。从出土材料来看，晚商时期是夏商西周时期随葬铜钺墓葬分布最广阶段，且多集中于王畿区内，该时期铜钺分布与晚商时期对外扩张的范围较为一致。根据目前学界研究来看，商文化北界在殷墟一期时已到达滹沱河以北地区，殷墟二－三期到唐河一线，殷墟四期时达到南拒马河流域；东界在殷墟二期时已达到潍河流域；南部逐渐退出江汉平原至豫南及邻近地区；西部到达关中东部地区。与晚商文化分布范围相对应的则是随葬铜钺的墓葬在北部依次发现于藁城台西遗址、定州北庄子遗址，东部发现于青州苏埠屯墓地、滕州前掌大墓地等，南部发现于罗山天湖墓地，西部发现于西安老牛坡遗址、闻喜酒务头墓地。此时，在晚商文化的外围区也发现一批随葬钺的墓葬，如北方的北京平谷商墓、南方的新干商代大墓、西南方的三星堆文化金沙·兰苑遗存墓葬、西北方的晋陕高原铜器墓群等，这些区域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多方”，主要为部族方国，与商王朝关系较为复杂，部分属于商王朝属国，部分则是商王朝长期征伐的国家。外围区随葬钺的墓葬年代最早出现在殷墟二期并延续至四期，这种状况的出现应与殷墟二期晚商文化大幅度向周边区域扩张有关，如晋陕高原地区铜器群的出现应与晚商时期对西北经略有关。

图6　西周文化墓葬随葬青铜钺图

西周时期，钺的形制主要有长方体夹内钺、宽扁半环形钺与銎装斧形钺三类，以长方体夹内钺与宽扁体环形钺为主（图6）。长方体夹内钺延续晚商时期长方体钺特征发展而来，除纹饰更加繁缛外并无太大区别，属于典型商式钺，相比较晚商时期此类钺多在王都内分布的状况，西周时期多出现在地方封邑内。西周初年，周人为了彻底瓦解商人的内部势力，通过怀柔政策将大量殷商贵族或被外迁、或被原地监视，洛阳北窑、泾阳高家堡、旬邑下魏洛、浚县辛村、昌平白浮等遗址所发现的此种形制的钺应该就与本次商人大规模外迁有关。再结合墓葬环境来看，这些随葬夹内钺的墓葬特征具有很强的商式风格，如高家堡戈族墓地，墓底有腰坑，坑内殉狗，器物多放置在棺前，随葬品以酒器居多。

宽扁半环形钺是西周时期新出现的一种铜钺类型，整体呈半圆形，弧刃，上部有銎，纹饰较为繁缛。关于其来源问题学界也已进行过讨论，认为其出现可能是受到晋陕地区的多孔有銎钺或是长体卷首刀影响而形成的，目前尚存在争议，但无论是受哪类器物影响，其来源地均可归结为晋陕地区。晋陕地区是周人兴起之地，周灭商后继承了商人高超的铸铜工艺，对上述两类器物进行改造并保留了长体卷首刀身上庄严、繁缛的纹饰，从而形成西周时期特有的宽扁半环形钺。西周初期，此类钺在东方的卫国、南方的曾国和西方的潶地三处墓地内发现。从商末周初形势来看，卫国所在地为商朝王畿所在；曾国所在地即为殷商王朝极为依仗的南土方国，也称为曾国，商王曾驻跸于此；潶伯一族本为殷商权贵，被迁至泾水流域，康王时受封，为西周泾水诸国通向宗周的咽喉要道。据此可推测，随着武王克商及随后周公东征，直接加强了对原商人核心区域的实质控制，宽扁半环形钺作为一种王赐军事、政治权力的代表从晋陕地区东传至曾、卫地区。到西周中后期，此类钺开始在关中地区的张家坡及梁带村遗址内发现，除发掘品外，同类型的传世品在山东、上海等地也有发现。

04

葬钺习俗来源

夏商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用钺制度，这种制度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应有相当一个时期的孕育过程。夏商西周时期墓葬用钺习俗前后承袭，故对其来源的探讨则可转化为对夏文化墓葬用钺习俗来源的探讨。夏文化的分布中心主要位于黄河中游地区，而且夏文化受王湾三期文化影响较大，故对其来源的探索应当从黄河中游新石器时代墓葬内去寻找。

钺在该地区墓葬中随葬的现象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墓葬中，在灵宝西坡、西峡老坟岗、淅川下王岗、南阳黄山等遗址内均有发现，但随葬钺的墓葬数量较少。在灵宝西坡遗址内，葬钺现象最为典型，已经形成明显等级特征。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３４座墓葬内随葬玉石钺的有10座，且葬钺数量不一，多为1-2件，仅M11内随葬玉石钺3件。10座葬钺墓葬内随葬品超过5件的有8座，其中M31内有随葬品15件。从摆放位置来看，10座葬钺墓葬内有8座置于墓主右侧，多位于墓主头部右上角。葬钺现象与墓主性别也有一定关系，10座墓葬内有5座为女性、4座为男性，而且从整体上看女性墓葬内出土的随葬品较男性墓葬多，女性均为玉钺、男性随葬有石钺。这种葬钺现象在淅川下王岗M239墓葬中也有发现，在M239墓主左上肢处放置石钺1件。整体来看，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相对于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马家浜文化而言，墓葬内发现的玉石钺数量较少，墓葬级别也较低。但从黄河中游该时期整体墓葬发现状况来看，这些葬钺的墓葬在该区域所发现的墓葬中属于中高等级墓葬，随葬品数量较多。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该区域仰韶文化墓葬内随葬钺的现象正是黄河中游地区墓葬葬钺的开端，也是夏商西周时期墓葬葬钺的源头。

龙山文化时期玉石钺依旧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内，且钺与高等级墓葬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显然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时期随葬玉石钺的墓葬主要发现于襄汾陶寺、临汾下靳村、芮城清凉寺、叶县余庄等遗址内，其中以襄汾陶寺遗址最为典型。陶寺遗址发现该时期墓葬1309座，根据规模可将其分为六类，第一类大型墓仅6座，大多数为极少量随葬品或既无葬具、尸敛又无随葬品的五、六类小墓，此类墓葬占墓葬总数的80%以上，墓地等级差异悬殊。1309座墓葬中出土玉石钺的有80座，仅占墓葬总数的6.11%，其中一类6座墓葬中随葬钺的3件、二类30座墓葬中随葬钺的6件、其余均为三类墓葬中随葬。墓葬葬钺数量不等，多为一件，少数随葬数量为2-5件，如M3031随葬４件玉石钺、M3015随葬5件玉石钺。与仰韶文化时期女性墓葬中随葬钺的数量较多相比较，龙山文化时期陶寺遗址所反映的现象截然不同，陶寺遗址出土钺的墓主多为男性，仅有5座墓葬墓主为女性且随葬有1件玉石钺。随葬钺的数量与随葬品的规格也成正比，如M3015随葬钺5件，出土随葬品227件，随葬品等级较高，有鳄鱼骨板、鼍鼓、木俎、石磬、彩绘陶器等。类似现象在芮城清凉寺遗址内也有发现。该遗址所发掘的355座墓葬内有31座随葬玉石钺，用钺数量多为1件，少数2件，仅M4一座墓葬随葬4件。出土玉石钺的墓葬主要集中于第二期墓葬内，第二期189座墓葬内有29座随葬钺，随葬钺的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较多，如M4内随葬玉石器12件。同时在该时期墓葬所随葬的玉石钺中部分存在使用痕迹，可能在当时钺也作为生产工具进行使用，如陶寺遗址墓葬内随葬的99件玉石钺中有30件存在不同程度的使用痕迹。整体而言，龙山文化时期钺的使用已较仰韶文化时期规范许多，制度化初漏端倪。

通过上文对于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中随葬钺的墓葬分析可知，夏时期墓葬随葬玉石钺习俗与史前时期该区域随葬玉石钺习俗是有紧密联系的。当然史前时期各区域之间交流互动频繁，葬钺习俗的出现也会受到其他区域如海岱地区影响，但其直接来源应还是黄河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时期作为该区域墓葬随葬钺的肇始阶段，发现随葬钺的墓葬数量较少且已经初步形成等级差异，女性墓葬中用钺的数量、材质等都略优于男性，表明女性在当时有着极高社会地位。龙山文化时期，葬钺墓葬与前期相比有了质的变化。相比较仰韶文化而言，该时期葬钺墓葬数量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仍然较少，葬钺墓葬墓主性别开始变成以男性为主，女性墓葬极少随葬钺，随葬品数量、等级差别较大，而且钺已经与大中型墓紧密相连，成为身份等级地位的重要象征。至夏时期，基本承袭着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墓葬随葬钺的习俗，随着青铜铸造技术的进步，铜钺逐渐替代玉石钺出现在中高等级墓葬中。

本文原刊于《殷都学刊》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