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提醒童小鹏：福州军区的东西别拿，童小鹏反驳：拿了也没啥

1960年早春的一个傍晚，西花厅的迎春花刚冒出嫩芽，空气里飘着淡淡木屑香。那股味道来自两口刚刚运到北京站的樟木箱，箱板敲击的闷响透过石库门墙体传进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耳朵。

箱子是旧友龙飞虎托人从福州军区后勤部连夜发运的。龙飞虎曾在周恩来身边当警卫副官，如今调任闽地，记挂着老首长衣物易被虫蛀，“南方盛产樟木，我给你们备两口箱子，可保十几年都不生虫。”电话里，他笑着交代。童小鹏听罢，也笑：“那就多谢老战友了。”

这位身材瘦小的主任原名童大鹏。当年在长征路上，他因个头不高被大家唤成“小鹏”，叫着叫着，连档案里也写成了这个名字。别看其貌不扬，他可是红军大学一期学员，还在中央军委机要科当过“毛主席秘书的秘书”，一手电稿打得飞快。1936年西安事变时，他执意随周恩来出行，担任译电员，因沉着缜密让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

共和国成立后，童小鹏转入统战系统。1958年春，齐燕铭向李维汉递交条陈：总理办公室需要一位熟悉党外工作的干将。两人想到了童小鹏，周恩来也点头同意。就这样，童小鹏拎着简单行李，搬进了西花厅东厢的小套间。

西花厅的日子，外人看似风光，其实清苦。全国刚步入经济最紧张的三年困难时期，城市商店货架空空。周恩来要求随行人员外出绝不抢购地方凭票供应的急需物资，“多买一斤，就少人家一斤。”一句话掷地有声，谁也不敢逾矩。

偏偏那两口闪着清油光的樟木箱，像两块试金石摆在院里。童小鹏暗自估摸：这东西确是生活必需，又是老战友一番心意，何况付了运费，并不算‘白拿’。可规矩是规矩，他还是硬着头皮去给周恩来汇报。

夜色里，总理的灯依旧亮着。童小鹏轻声说明缘由。周恩来眉头一皱，语气平静却不容回避：“福州军区送来的，不能收。”见童小鹏欲辩，他摆手，“要感谢，可以写封信，东西原路送回。”

童小鹏犹豫：“要不按市价付款？省得来回折腾。”话音刚落，屋里顿时静得能听见铅笔滚落的声音。周恩来抬眼，目光锋利，“你缺这两口箱子？规矩要破一次，就有人学第二次。今天说不行，就是不行。”简短几句，斩钉截铁。

第二天清晨，童小鹏把箱子重新封好，连夜托运回福州，并附信一封：“老战友，心意领了，首长规矩在先，万勿见怪。”有人悄声问他：“值吗？”他摆摆手，“这是总理的底线，也是咱们的脸面。”

有意思的是，不久后又发生“杭州蔬菜”插曲。那年四月，南方蔬菜上市，杭州市委体贴来京开会的首长，准备了两筐新鲜蔬菜，还开好发票塞进机舱。工作人员忐忑不安地把菜送到西花厅，特地说明已付钱。周恩来听完却放下筷子：“付了钱也不成，这待遇北京老百姓享受不到。”随后指示全部送去警卫局食堂按价分售，绝不单独留下。

类似场景在西花厅屡见不鲜。理发、会客、乃至给侄辈买铅笔，凡属私事，总理都会自己掏腰包，分毫不让国家埋单。有客人惊叹其清简，周恩来却常说：“干革命为的是让百姓过好日子，不是让自己特殊。”一句朴素的话，沉甸甸。

童小鹏耳濡目染，对公权与私情的分寸把握得越来越慎重。可在家里，他又恢复了与孩子们打成一片的模样。妻子紫非常年在外采访，西花厅的小院便成了三个孩子的“游乐场”。放学后，他们约来同学做作业，玩闹声直冲屋脊。

有一次，调皮的童非非担心父亲突然检查功课，竟在门口放一盆凉水。只听“哗啦”一声，童小鹏踏进屋就成了“落汤鸡”。孩子们捂嘴偷笑，他只是甩甩裤脚，“好吧，你们赢了，下次我提前敲门。”这种天真一笑，也许正是长年高压工作后最好的放松。

1966年后，风云突变。童小鹏因早年统战身份，一度受到冲击，关在牛棚抄写文件，却从未抱怨。有人问他：“后悔跟着总理那么多年却落到这步田地？”他摇头，“人这一辈子，总得信点什么，信错了才可怕，可我们信对了。”

改革开放后，他出任国家计委顾问，又投入三线建设调研。长征路上练就的韧性，让他不言倦怠。到九十高龄，依旧笔耕不辍，撰写回忆录，留下二百多万字手稿。

2007年6月，童小鹏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家属遵其遗愿，将骨灰安放在重庆红岩烈士陵园——那里是他当年播撒革命火种的地方，也是他心里永远的“归队”口令。

回想那两口樟木箱的香气，仿佛仍在西花厅回荡。或许，这股清冽味道正是周总理一生廉洁原则的化身，也成为童小鹏、龙飞虎乃至更多老兵心底不灭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