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牺牲后，妻子悲伤过度精神错乱，邻居不顾家人反对与之成亲

1956年清明时节的龙华烈士陵园，细雨如丝。追思的人群里，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母亲扶着两名小女孩，在碑前久久伫立。她就是忻玉英，烈士王孝和的遗孀。八年前丈夫殒身刑场，如今故人已逝、山河已新，唯有那一声声砰然枪响仍在她耳畔回荡。

王孝和生于1924年，上海浦东人。16岁进入江南造船厂当学徒，先是组织读书会，后在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局逼仄，白色恐怖笼罩申城，可他偏要在码头、厂区、弄堂里散发传单、掩护同志。熟悉他的人都记得，这个笑起来带酒窝的小伙子常说一句话：“事在人为，黑夜挡不住天亮。”

1948年7月28日，王孝和在法租界被捕。特务把他铐在上海警备司令部临时特刑庭，严刑逼供。对方要他交出同志名单，他只回了一句，“记忆不好，名字都忘了。”凛冽秋风里，24岁的青年被押赴刑场。枪声响起前，他高呼：“这不讲理的政府就要垮台！”短促一瞬，却像刀刻进摄影记者冯文冈的底片。那三张定格的照片，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身影。

殉难的消息传到家中，忻玉英眼前一黑，挺着将满八个月的身孕晕倒在昏黄煤油灯下。乡下长大的她没多少文化，只会操持家务，偏偏还怀抱一岁的长女王佩琴。一夜之间，天塌地陷。此刻，她想起丈夫出事前的叮嘱：“记住，若我回不来，要坚强。”可眼泪仍止不住地滑落。

为了活下去，她抱着大女儿搬进婆婆家，又照丈夫交代把戒指卖掉换米。左邻右舍悄悄递来半篮红薯干，陌生人塞进门缝的几张钞票，背后都是地下党人的接济。可悲恸如潮水，日夜冲击她本就脆弱的神经。夜里，她披着旧棉袄哭喊着往外跑，嘴里不停嘟囔“孝和回来了”；白天，她却把哭声咽进嗓子，看着两个孩子发呆。

更糟糕的日子在医院里度过。医生诊断“反复性精神失常”，药物只能暂缓，她常在病房窗前兜圈子，嘴角忽笑忽泣。一次被安置到印钞厂当临时工，周围堆满新出炉的纸币，她忽然哈哈大笑：“这么多钞票，我们孝和呢？”话音一落，又趴在成沓的钞票上失声痛哭。旁人看得心酸，爱莫能助。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地下战友找到她，送来党组织的关怀。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系统治疗与劳动疗养，她的精神状况日渐好转。1951年春，忻玉英考入上海电力专科学校，在课堂上钻研电机理论，晚上回公寓辅导女儿认字。生活的节奏让哀伤有了出口，她的眼神中第一次露出波澜不惊的光。

住在同楼层的青年电工陆祖兰注意到了这个沉默寡言、偶尔会拿着课本出神的女邻居。他家在三层，她家住二层，楼梯狭窄，碰面时打声招呼便擦肩而过。一来二去，他听说了王孝和的故事，也看过忻玉英半夜独坐楼梯口的身影。心疼，敬重，逐渐转化为一种要守护的执念。

1953年盛夏，陆祖兰带了两斤新茶敲开了忻家木门。“玉英，你别怕，有我在。”短短一句，让她泪如泉涌。陆家长辈极力反对，谁愿儿子娶带俩娃的寡妇？可这位小伙只是憨憨一句：“她是英雄的妻子，何况我喜欢她。”办手续那天，没有婚纱，没有亲友团，只有三只搪瓷缸、一张结婚证。

婚后日子谈不上富裕。陆祖兰在供电局检修设备，常爬高架杆；忻玉英则进厂作技术员，绘制线路图纸。小家蜗居在二十来平方米的一居室，顶着漏雨的屋顶过冬。他们轮流起早做早餐，又抢着去幼儿园接孩子。生活里少了怨言，多了心照不宣。邻里说这对夫妻像双螺丝，一粗一细，咬合得紧。

1966年风雷骤起，命运再掀波澜。有人翻出旧档案，指忻玉英“历史有问题”，又传出“家里藏有反动派照片”。夫妻俩被隔离审查，无数次批斗会上，忻玉英唯一的请求是：不要牵连孩子。那一年，王佩琴13岁，带着妹妹度日子，靠着街坊接济熬了过来。三年后风向转变，陆祖兰重返岗位，他在机房内站了整整通宵，仿佛要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王孝和的牺牲，没有让这个家沉沦。长女王佩琴1974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后来在上海芭蕾舞团拉弓如歌；次女王佩民1978年进入复旦中文系，毕业后编修地方志，誊录档案时常在格脚纸上看到父亲的名字，她的笔尖不自觉停了又起。

有意思的是，陆祖兰从不把“继父”两字挂嘴边，邻居问他家有几个孩子，他顺口答：“俩，姑娘家，琴琴、民民。”彼时工资紧张，他却省下烟酒钱，换来两把琴，一把送给大女儿，一把挂在墙上自学。夜深人静，客厅有时会响起磕磕绊绊的音阶，竟也别有滋味。

1991年冬，上海电力局为老职工举办从业三十五周年座谈。陆祖兰接过证书，轻轻把妻子照片放进怀里——忻玉英三年前因病离世，享年六十三岁。那天，他没发言，只在签到表后写下八个字：一生两次革命，皆成。组织上后来评价：这是对烈士和遗孀最质朴的纪念。

若论惊天动地的壮举，王孝和的故事并不算长；若论隐忍细水的坚守，忻玉英与陆祖兰的决定却绵延数十年。从刑场到课堂、从病房到家常，历史的波澜被他们化作烟火与琴声。英雄不在，信仰仍在；硝烟散尽，生活还要继续，这便是那个年代留下的最沉甸甸的余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