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一汉奸想要吃螃蟹，捉蟹人被叫到跟前随后大喝道：不许动

一九四二年的秋天，盐城以北的乡下，风里飘着新稻的清香。这原本是个该让人松口气的时节——粮食进了仓，日子总算能过下去了。

可北闸那边传来的消息，却像阴云一般沉沉地压在人们的心头。

北闸离三英村只隔着一条河。

自从去年七月鬼子伪军占了盐城，北闸就设了谍报队。那队里养了几条“鹰犬”，专替日本人搜刮刺探，祸害乡邻。三英村的殷国权，就是这里头最凶的一条。

此人长得人高马大，仗着背后有枪杆子，在四里八乡横行霸道。谁家有点粮，他眼珠子一转就能编出个罪名；谁家有人在外头，他就扣上个“通共”的帽子。

老百姓对此人痛恨至极，背地里都叫他“大鹰”。

这天临近晌午，裕祥村徐家墩子东面的姓徐人家，屋里突然闯进个不速之客。

来人正是殷国权。

殷国权往堂屋椅子上一坐，两条腿架在另一张凳子上，眼睛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浑身发抖的男主人身上。

“弄点晌午饭。” 殷国权说得轻飘飘的，却像刀子刮在人心里，“绿豆粥，咸鸭蛋——听说你家腌得好。”

主人不敢怠慢，忙去灶间张罗。

粥端上来，殷国权慢吞吞喝了起来，喝着喝着他忽然抬起头吩咐道：“去，把刘三木匠找来。”

屋里空气一凝。

刘三木匠是裕祥村的老木匠，人老实本分。可他儿子刘金洪，是四区游击队的小队长——这事儿，殷国权早摸清楚了。

不过一炷香的功夫，刘三木匠急匆匆赶来了。

老人家六十多岁，背有些驼，站在门口，手还在裤腿上擦了擦木屑。

“刘抗属。”殷国权放下粥碗，声音冷了下来，“你儿子是共产党，谍报队早就要捉你了。”

刘三木匠脸色发白，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多亏我替你说好话。”殷国权话锋一转，露出半真半假的笑，“你可不能知恩不报吧？明儿个，送我十石稻。少一粒——”他忽然一拍桌子，声音转厉，“难逃血光之灾！”

“殷、殷队长……”刘三木匠声音发颤，“家里实在……实在拿不出十石稻啊……”

“少啰唆！”殷国权猛地站起来，高大的影子罩住老人，语气不由分说“一粒也不能少！明天这时候，我来取粮。要是没有，嘿嘿……”

殷国权没说完，可那笑声里的意思，谁都听懂了，但殷国权万万没想到，他在这里威胁刘金洪的爹，而对方的儿子刘金洪当日却恰好就在家中。

刘三木匠跌跌撞撞回到家时，儿子刘金洪正在院子里修一把旧锄头。刘金洪个子不高，可肩膀宽厚，眉眼间有股子沉静气。见父亲脸色不对，他赶忙放下工具迎上去。

“爹，怎么了？”

老人把事儿一五一十说了。说到殷国权拍桌子那一声，声音还在发抖。

刘金洪没说话。他走到院门口，朝北闸方向望了一眼。田野静静的，远处有间或的鸟鸣叫声。

刘金洪这两年，见过太多乡亲被这些“鹰犬”所祸害。殷国权的恶名，他更是早就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爹，您别慌。” 刘金洪转身回来，声音很稳，“这事我来办。”

刘金洪随后立马动身，悄悄出了村。他熟门熟路地绕过几片竹林，在一处废窑洞里见到了区小队的联络员。两人蹲在窑洞阴影里，低声说了一小会儿，随后，刘金洪便走出了窑洞，向着徐家墩子东面走去。

此刻的殷国权还端着绿豆粥喝得津津有味，抬眼时突然发现，不远处的田埂上，来了个捉蟹人。

此人头戴一顶破草帽，帽檐压得低低的，身上是补丁叠补丁的灰布衫，背着一个旧竹篓子。他沿着水沟慢慢走，时而弯腰，伸手进洞里掏摸。

殷国权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捉蟹人竟会是刘金洪。

刘金洪戴的草帽遮了半张脸，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还故意抹了些泥。

殷国见状，抹了抹嘴。

“喂！”他推开窗户，扯着嗓子喊，“捉蟹的！有蟹吗？”

刘金洪心里一紧，却装作吓一跳的样子，畏畏缩缩抬起头。

“送几只来，让大爷尝尝！”殷国权招招手。

刘金洪压低声音回话：“不、不多……就斤把……”

“少废话，拿来！”

刘金洪嗫喏地应了一声，随后背起篓子，慢慢往墩子上走。他步子很稳，可心跳得厉害。右手看似随意地垂在身侧，其实离腰间那把短枪只隔着一层薄布。

一步，两步。

墩子上的土路有些滑，他走得慢，像是怕摔了篓子。殷国权已经等得不耐烦，又催了一句。

终于到了门口。

刘金洪站在门槛外，摘下草帽，露出一张被晒黑的脸。他朝殷国权欠了欠身，左手伸向篓子：“您瞧，就这几只……”

殷国权探过头来，眼睛往篓子里瞅。

就在这一瞬间——

刘金洪的右手闪电般从腰间抽出，一把乌黑的枪管直接顶在了殷国权的脑门上！

“不许动！”

声音不大，却像炸雷。

殷国权整个人僵住了。他瞪大眼睛，脸上的横肉抽了抽，似乎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眼前这个卑躬屈膝的捉蟹人，眼神突然变得像刀子一样冷。

“你……”

“敢动一下，立刻打死你。”刘金洪一字一顿地说。

殷国权到底是凶悍惯了的。最初的震惊过去，他眼里猛地腾起一股狠劲，身子突然向后一缩，左手就要去摸腰后——那里别着一把匕首。

可刘金洪比他更快。

顶在脑门上的枪没动，刘金洪的左拳已经抡起来，结结实实砸在殷国权的下巴上！

“砰”的一声闷响。

殷国权高大的身躯晃了晃，向后仰倒，重重摔在地上。桌上的粥碗、咸鸭蛋盘子哗啦啦掉了一地。他想爬起来，可下巴挨了这一拳，整个脑袋都是懵的，眼前金星乱冒。

刘金洪一步跨过去，膝盖压住他的胸口，枪口始终对着他的眉心。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区小队的三名队员冲了进来——他们早就在附近埋伏，听见动静立刻赶到。

“捆上！”刘金洪喘着气说。

队员们麻利地用麻绳把殷国权捆了个结实。这人还在挣扎，嘴里含糊地骂着什么，可下巴肿得老高，话都说不清。

刘金洪站起来，擦了擦额头的汗。刚才那一拳，他用了十成的力气，这会儿指关节还在发麻。

徐家主人缩在灶间门后，吓得浑身发抖。刘金洪走过去，低声说：“老徐，对不住，吓着你们了。这祸害今天除了，往后他再不能来。”

老徐嘴唇哆嗦着，想说谢谢，可眼泪先掉了下来。

殷国权被押走了。

沿着田埂往区里去的时候，沿途有乡亲从门缝里、窗后头偷偷看。看见那个平日横行霸道的“大鹰”被捆得像粽子一样，被人押着踉踉跄跄地走，有人捂住嘴，有人暗自拊掌庆幸。

没过几天，四区抗日民主政府便开了公审大会。

会场设在打谷场上。那天来了好几百人，黑压压一片。殷国权被押上台时，台下静了一瞬，接着响起嗡嗡的议论声。有老人颤巍巍站起来，指着鼻子骂他抢了儿子救命的粮；有妇女哭着说他害死了当家的。

证据确凿，恶行累累。

审判长宣布判决的时候，太阳正照在打谷场新铺的稻草上，金灿灿的。当“判处死刑”四个字落下，台下突然爆发出哭声、骂声，还有长长的一声叹息——那叹息里，有多少冤屈，多少愤恨，终于在这一刻吐了出来。

枪响的时候，刘金洪站在人群后头的一棵老槐树下。

他没往前挤。只是静静地看着，听着那声枪响在秋天的田野上传开， 然后他转过身，沿着田埂往家走。

稻子已经收完了，田里留着整齐的稻茬。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河水的湿气，也带着新翻的泥土味。他走得很慢，破草帽拿在手里，一下一下轻轻拍着腿侧。

到家时，父亲正在院子里劈柴。

老人看见他，停下斧子，张了张嘴，却没说话。只是眼圈慢慢红了。

刘金洪走过去，接过斧头：“爹，我来。”

他抡起斧子，一斧一斧劈下去。木柴应声裂开，露出里头新鲜的木芯，散发出清苦的香气。

天色渐渐暗了，炊烟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裕祥村静静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几声母亲的唤儿声。

这是个普通的秋日傍晚。

只是北闸那边，少了一条叫殷国权的“鹰犬”。而盐城四区的乡间，多了一个在田埂上戴破草帽捉蟹的故事。这故事在乡亲们的嘴里传着，传着，传到后来，连细节都鲜活得像昨天刚发生——

“那绿豆粥还冒着热气呢……”

“咸鸭蛋流着红油……”

“刘金洪那一拳，啧，真叫一个干脆……”

故事越传越远。而故事里的刘金洪，依旧在四区游击队里，带着他的小队，在稻田、芦苇荡和交错的水网间，继续着那年秋天就该做的事。

很多年后，有人问起他这件事。老人已经满头白发，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里，摇着蒲扇笑笑：

“那算什么。该做的事罢了。”

说罢，他眯眼望向远处的田野。又是一年秋收时，稻浪金黄，风里还是那股熟悉的、踏实的气味。

仿佛一九四二年那个惊险的午后，从未走远。